所謂明君與賢臣的背后有著復(fù)雜的因素。歷史的真相是，初唐時期的政治、民族、經(jīng)濟關(guān)系，特別是山東問題，決定了兩人的微妙關(guān)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誅殺其子侄十余人，奪得皇位繼承權(quán)。同年八月，李淵被迫讓位于李世民。

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國史，讓國人認識自己繼承大統(tǒng)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為減輕自己殺兄逼父的心理壓力，并迅速緩和他即位之初的復(fù)雜形勢，對原太子東宮集團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

特別是魏征，比其在原東宮府更受重用。那么，李世民對魏征及原東宮附屬為什么不像對其兄弟子侄那樣趕盡殺絕，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實上情況并非如此簡單，而是與貞觀初期的政治矛盾、經(jīng)濟形勢、民族關(guān)系密切相關(guān)。

唐初政局的動蕩，也使得南北朝以來本就尖銳的民族矛盾更為突出。東北地區(qū)，高麗虎視遼東。西北地區(qū)，突厥、吐谷渾不斷寇邊，內(nèi)犯勢頭尤以突厥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暫時不能與突厥發(fā)生正面沖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備和突厥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條件。

在此情況下，李世民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先穩(wěn)定山東，因為山東不僅是解決西北問題的關(guān)鍵而且對關(guān)中也有影響。要想穩(wěn)定山東，就一定要控制山東的士族勢力。而最能牽制山東士族勢力的就是山東豪杰了。山東豪杰就是隋末山東農(nóng)民起義軍的大小領(lǐng)袖，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轉(zhuǎn)化為庶族地主，他們和山東士族在政治、經(jīng)濟利益上有根本沖突。

如果充分利用他們，使之和山東士族互為牽制，就能取得山東的暫時穩(wěn)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東庶族集團即所謂山東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僅參加了瓦崗起義，而且又是原東宮集團的主要謀臣之一，這種特殊的經(jīng)歷不僅使其成為山東豪杰的聯(lián)絡(luò)人，而且也成為東宮集團的代言人。

如果李世民殺掉魏征，就會導致這兩大勢力的不安和反對，從而失去山東豪杰的支持而無法處理好山東問題。所以唐太宗認為他們是“各為其主，是可以原諒的，赦免了他們的死罪，并可使他們感恩”。如此才可能重新認識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間的關(guān)系。

魏征隨李密降唐后，“久不見知”，于是“自請安輯山東”，擔負起收編各地義軍的重任。發(fā)一書而降李世責力，并先后使李世責力、竇建德部下曹旦及齊善行等歸降李唐。魏征在山東豪杰中的影響就充分顯示出來。故而玄武門之變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之重任。

魏征在安撫河北時，亦極力保護山東集團中的精英。如何使目的實現(xiàn)，魏征是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利用自己為諫議大夫之機，積極進諫，以“居安思危”之語打動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書，不急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語，圣人擇焉”。

這也正是時人認為他“精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shù)”、“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進諫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為鑒。楊隋之亡，與重役山東，攻伐高麗密切相關(guān)。

而李世民經(jīng)略關(guān)中，安撫山東，亦無不是為與高麗作戰(zhàn)做準備。一旦重與高麗開戰(zhàn)，山東所受賦役又必然加重。這是山東集團所反對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為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取得部分關(guān)隴集團成員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薦侯君集、杜正倫、褚遂良，并特別指出侯君集、杜正倫有宰相才，使他們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魏征與王珪的關(guān)系也非同一般，這從每當王珪進諫李世民之時魏征必然附和，魏征進諫時王珪也同樣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別是杜、褚二人，對李世民的言行是“必書”、“必記”，達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對魏征的心理活動也極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龐大的山東集團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淺，國家未安”，必須協(xié)調(diào)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guān)系，使自己時時處于“居安思危”的狀態(tài)，保持清醒的頭腦，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顏”進諫亦就不足為奇了。

為取得山東集團的支持，維護統(tǒng)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斷遭到臣下的“犯顏”，而且要把不滿深深地隱藏在心中。《貞觀政要》全書記載的李世民與魏征等臣子所論之事，大抵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說。這恰恰是李世民穩(wěn)定局面，由亂入治所需要的。

李世民深知，隋煬帝處處專斷的一言堂，雖“勞神苦行，未能盡于合理”，結(jié)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車之鑒也使得李世民必須聽到不同的意見。更何況魏征的多數(shù)諫辭，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還可起到抬高李世民聲威的作用。

如每當李世民責怪魏征進諫的直言時，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如此之語，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然而在重大實質(zhì)性問題上，李世民就獨斷專行，不會接受魏征的諫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魏征的聰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隱藏著本身固有的疑懼、殘忍及獨斷，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眾人面前刻意修飾自己，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之非。這些從貞觀時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

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圓滿和對山東集團的成功打壓，所以殺掉侯君集、逐杜正倫。對魏征，也在他死后“罷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時二人的關(guān)系才從“求諫”、“直諫”的重重迷霧之中露出了原本互為所用的實質(zhì)關(guān)系。

《舊唐書·魏征傳》載侯君集被誅，杜正倫遭逐后，“上始疑征阿黨”，但實際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懷疑魏征“阿黨”，而是一直就有所覺察，只因種種因素的制約，始終隱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