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城破之后，有關史可法的下落成為一個千古不解之謎。當時人洪承疇就曾發(fā)問：“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關于史可法去向的記載、傳說頗多。

“數(shù)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這是揚州史公祠里的一副著名的對聯(lián)。梅花、明月、亡國、故臣，這些蒼涼悲切的詞藻，使人油然想起二百多年前以身殉國的那位民族英雄。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鄶，明萬歷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即今開封。他的先人在明太祖時做過錦衣百戶，官雖不高卻是皇帝近臣。祖父是萬歷間舉人，做過知州，為官清廉。父親沒有什么功名，是個本分人。史可法的祖父曾說過：“我家必昌！”可知家人對于史可法的出生是充滿了期望的。然而在史可法出生之際，不僅家運不昌，國運更糟。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領農(nóng)民軍攻破北京，崇禎帝次日凌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槐樹上。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撐的明王朝大廈，一夜之間嘩啦啦倒塌下來。

順治二年(1645)初，攝政王多爾袞命令豫親王多鐸，按原定計劃，由西安掉轉(zhuǎn)兵鋒，直下東南，往取南京以消滅南明弘光政權。弘光政權是南方的明朝官僚勛貴，得悉北京淪陷、崇禎帝殉國的消息后，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菘政權，接續(xù)明朝正統(tǒng)，年號弘光。

是年七月，多爾袞致書南明“領袖名流”、東閣大學士、督師揚州的史可法，責怪其擁立福王稱尊為非法，應立即削號歸藩，則“永綏福祿”。并引誘說如“南州群彥翩然來儀”，即南明臣僚投降我清朝，則像對待降清的吳三桂那樣，“列爵分土”。警告史可法“取舍從違，應早審定”，而“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這是勸降書，史可法雖然不為其所動，卻仍然天真地幻想著能“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但同時也表示了忠心報國的態(tài)度：“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jié)”。

順治二年(1645)正月，被清收買的明總兵許定國誘殺了明江北四鎮(zhèn)將之一的興平伯高杰。史可法痛失一位收復失地之志甚堅的抗敵將領，深感清兵會隨時南下，必須加強河防。乃緊急調(diào)兵遣將，部署堵御事宜，不料行動神速的多鐸已率兵殺來。多鐸于二月初八日奉旨往取南京，分兵三路挺進，三月二十二日取歸德(今商丘市南)，二十九日下穎州(今阜陽)。

四月十九日，多鐸大兵將揚州包圍。為了活捉史可法，多鐸下令諸軍暫緩攻城。在此之前，多鐸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稱“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可法卻將其書轉(zhuǎn)呈朝廷。后多鐸又接連五六次發(fā)出招降書，但史“皆不啟，投之火中”。至此，多鐸無奈之下，又令明降將李遇春持書前往揚州城下勸降。史可法怒斥其變節(jié)通敵。李遇春說：“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發(fā)箭射李。

多鐸在屢屢招降失敗后，知道史可法殉國之志不可移，于是加緊攻城。二十五日，揚州城破隨后的幾天，因恨揚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鐸命清軍大開殺戒，留下了屠戮揚州十日的歷史記錄。

有的說，史可法于城破時出城逃生。具體出逃過程又各執(zhí)一端。一為縋城出走，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記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詐稱明總兵黃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開西門放行，清兵進城，即攻擊明軍。史可法于城上見此狀況，知無可挽回，即拔劍自刎，左右相救，遂與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二是跨騾出城，乾隆《江都志》載揚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時，史可法“跨白騾出南門”，為此還有人賦詩云：“相公誓死猶飲泣，百二十騎城頭立，瞬息城摧鐵騎奔，青騾一去無蹤跡。”

康熙年間孔尚任《桃花扇》，則認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后，騎馬渡河，因馬蹶落水溺死。或說他出東門遇清兵堵截，自覺無望，即赴水自盡。

還有說清兵破揚州時，史可法便銷聲匿跡，不知所終。計六奇于順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興人，自稱是當年揚州抗清失敗后逃出來的，他說城破時史可法下落不明。

一般史家通過對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認為史可法于揚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實錄》云：“攻克揚州城，獲其閣部史可法，斬于軍前。”《明史》說，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將擁至小東門，為清軍抓獲，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師也。”遂遇難。還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維揚殉節(jié)紀略》記述道，揚州城陷時，史可法自刎未遂，為清軍捕獲。多鐸對史可法“相待如賓，口呼先生”，并勸降說：“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

史可法答曰：“我為天朝重臣，豈肯茍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屈……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尸萬段，甘之如飴”，丁是被殺。此外，史可法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寫過五份遺書以及給其母親、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書中，都表示了“一死以報國，固其分也”的堅定態(tài)度。可見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說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將劉肇基在揚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與史可法一同“縋城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