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天圣八年(1030年)進士，青年時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賞識，被喻為“洛陽才子”，在士大夫間口碑極好。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北方遼國大兵壓境，要求宋朝割讓關南十縣之地，戰火一觸即發。戰爭和割地，當然都不是一貫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宋朝所能接受的。當時，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將赴遼談判，然而，遼國氣勢洶洶，赴遼如同赴死，大臣們無一敢蹚這趟渾水，宰相呂夷簡推薦了時任知制誥的富弼，官輕勢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薦，而且在面對皇帝時慷慨陳詞：“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動，提拔他以樞密直學士使遼，富弼卻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堅決推辭了這一任命。

在使遼的過程中，面對咄咄逼人的遼國國主，富弼動之以情，曉之以利，時而義正詞嚴，時而委婉規勸，經過數輪艱難曲折的談判，最終以“二十萬歲幣”與遼簽訂了和約，花錢換和平，使遼國取消了南侵計劃，免去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和失去領土的危險，并帶來了此后長達四十八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的確不辱使命，勞苦功高。不過，當宋仁宗要厚賞他，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時，他又非常誠懇地推辭說：“增歲幣并非是我的真實意愿，目前西夏擾邊，朝廷無法他顧，因此，對于遼國的無禮要求，我不能以死抗爭，只好用此權宜之計，這哪有什么功勞呢？賞賜，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慶歷三年，宋仁宗擬用富弼為樞密副使，相當于軍機大臣，這種職務只有軍功卓越、年長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辭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為略次的“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他接受了。當年七月，宋仁宗又以他使遼之功，任命他為樞密副使。富弼面見皇帝說：“目前與遼國修好，邊境無事，百官會說這是使遼之功，一旦遼國撕毀和約，卷土重來，我則百口莫辯，罪不容誅，請您不忘遼國輕侮之恥，臥薪嘗膽，以圖振興”，他把任命詔書當面還給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絕了委任。

富弼以京東路安撫使出知青州(今山東益都)期間，恰逢河北大水，流民涌向京東，富弼沒有推卸責任，而是設法騰出公廬私舍安置災民，動員所轄地方官府和富戶捐糧救災，開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為生，又募數萬饑民為兵，通過多種形式，共救活瀕臨死亡的災民五十多萬人。為此，宋仁宗又要提拔他為禮部侍郎，富弼認為這是作為地方官的本身職責，“辭不受”。

至和二年(1055年)，經過多崗位歷練、創造了許多佳績的富弼，56歲高齡時，被授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當上了宰相，堪稱眾望所歸。嘉祐三年(1058年)，富弼母親去世，他辭官奔喪。宋代有“丁憂”制度，官員父母去世，應棄官居家守制，服滿再行補職，但對于宰相，皇帝常常在其“丁憂”未滿，就提前召回，稱為“起復”。富弼歸家后，宋仁宗一直沒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虛位以待。不久，思賢心切的宋仁宗就連連下詔，要求富弼復職，富弼卻以這種只適應特殊情況而設的“起復”制度，不宜施于太平之時為由，連續五次上書，態度非常堅決地拒絕了皇帝的復職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忠君愛國，年老以后，更不貪權戀位，而是“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入仕五十余年，累計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間難得的謙謙君子。其實，在宋朝士大夫間，像富弼這樣多次拒官的，還大有人在，翻閱《宋史?列傳》，“固辭，堅辭，力辭，辭不受，辭不已，辭不就……”，這些在今天看來異乎尋常的詞語，當時的使用頻率卻非常高，幾乎俯拾即是。這是為什么呢？

從富弼的這些拒官行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了解宋朝的用人方向和官場風習。前面也說了，宋朝取仕講究才學，講究德行，講究能力，違反這些條件，靠送人情走后門拍馬屁之類的手段，是絕對考不出個進士或者狀元來的，是絕對跑不出個學士宰相來的。同時，宋朝士大夫拒官也并非真喜假拒、裝模作樣，而是發自內心、真實表達的。他們一個個都是學出來的、修出來的、干出來的，懂得珍惜崗位資源，講究名正言順，名不正言不順的突擊提拔、違規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會被御使們彈劾的，是會被同僚們恥笑、被唾沫淹沒的。而最為關鍵的，是他們認為當官要有官品，德才與位子相稱;升官要能服眾，名聲與提拔對等。于是，升得太快時，辭;破例太多時，辭;與孝道相矛盾時，辭;與嫌(避嫌)、親(涉親)、籍(同籍)相沖突時，辭。

所以，拒官成為宋朝官場風習，許多人甚至數十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