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較為簡樸。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對大學士們說，“自朕聽政(康熙帝14歲親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四十七年秋，他斥責皇太子胤礽時又說：“朕即位以來，諸事節儉，身御敝褥，足用布襪。”此言雖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認，他在努力為臣工做出節儉的榜樣。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們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宮東、西暖閣所用的氈毯。大臣們看后奏稱：“(康熙帝)御極六十余年，時時以愛惜物力，崇尚儉素……御前陳設之氈，歷三十余年，尚潔凈完整，崇儉惜物，實從古未有。”對于宮中的陳設用品，康熙帝是以經濟節儉為標準，崇尚簡樸，不務虛華。

康熙年間在清廷供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況，有如下記載：就其(康熙帝)個人有關的方面看，那種恬淡素樸簡直是沒有先例的。他滿足于最普通的菜肴，從未有過絲毫的過度，他的淡泊超過了人們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宮內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幾幅字畫、幾件描金飾物和一些相當簡樸的綢緞，而綢緞在中國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簡單樸素就幾乎是那里的全部裝飾了。他的衣著，除了幾件宮廷極為常見的過冬的黑貂、銀鼠皮襖外，還有一些在中國算是很普通、很常見的絲綢服裝。夏天，我們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

這些描述顯然有溢美之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側面。

明清宮中費用之較

一次，康熙帝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說：“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與大學士們將明清兩朝宮中費用做了一番比較，開列出一連串令人矚目的數字：

前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余兩，今悉已充餉;前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余兩，今每年止(只)用三萬余兩;(明宮)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余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明)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享銀二萬八千二百余兩，今俱不用;前明各宮殿，九層基質、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萬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臨清磚，凡一切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同樣居住紫禁城內，同樣是宮中開銷，一個腐朽沒落王朝與一個新興王朝之間，反差如此之大，發人深省。

朝野之反映

康熙帝奉行節儉、表率臣民的舉措，在朝野上下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公大臣們紛紛效法，少用、不用金銀器皿及金馬鐙等貴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資費，也“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貴族為親屬祭葬時，仍以焚化皮衣為時尚，至康熙朝中葉“其風已熄”。

實際上，康熙帝在奉行節儉方針時，分寸掌握恰當，內外有別。白晉對此深有感觸，曾記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節制個人的開支，同時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國家的經費。只要是為了帝國的福利，哪怕花費千百萬他也在所不惜。修繕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暢通、建橋、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貿易的事情，他動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難斷定，他不為個人妄費分文，完全是出于賢明的節約，以便把金錢用于帝國真正的需要。

勤儉之根源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實施各種節儉舉措，注重以身作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雖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滿洲入關前崇尚勤儉、“敦樸為風”的傳統對康熙帝仍有較大影響。他對兒孫們說：“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游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即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值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棄也。”這體現出他以實用為本的價值觀和追求自然與質樸的審美觀。

另一方面，作為清朝初年的最高統治者，康熙帝所處的歷史環境，也不允許他高枕無憂。在位60多年間，先有輔臣鰲拜專權，接著又有平定吳三桂叛亂的戰爭、統一臺灣之役、與準噶爾部的長期戰爭以及諸皇子爭奪儲位之事等。在其繼位初期，經濟亟待恢復，漕運、治河等諸多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尚未解決。如此緊張、多事的客觀形勢，要求他必須慎言慎行，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盡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愛民，一生多有建樹，奉行節儉是其各項重大方針、國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這種深謀遠慮、戒驕戒躁的務實作風，值得后人借鑒。當然，康熙帝的節儉和簡樸，都只是相對歷史上一些驕奢淫逸、揮霍無度的帝王而言。盡管他不斷制定各種節省方案，但清宮的日常耗費，依然觸目驚心。顯然，他的種種節約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王朝的固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