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大家心中除了是統一天下的千古一帝以外，很多人都認為他長相陰險、治國手法殘忍、暴虐。但是自西漢起，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起初秦始皇曾經有過要用禪讓制傳位的念頭。這和人們心目中乖張、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根本扯不上邊。那么這種說法可信嗎？

秦始皇一直為后人詬罵，甚至連長相也被描述得極其陰險——“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這種長相可能跟他少年時期在趙國顛沛流離，營養不良有關。秦始皇被世人誤解的，不只是他的長相而已，還有他的真實為人。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改用新的帝號，自稱始皇帝，并規定繼任者稱二世、三世，以至于萬世。這是《史記》所記載的。但是自西漢起，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起初秦始皇曾經有過要用禪讓制傳位的念頭。這似乎與人們心目中乖張、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邊。然而，近現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這個說法，因為確實有史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西漢劉向所著《說苑·至公》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議國家政權交接的事，他說：“古代有五帝禪讓，又有三王代代相傳，你們認為哪一種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場的博士都不說話，只有鮑白令之回答說：“如果以天下為公，就會禪位給賢能者;如果把天下當私家財產，則會在家族內代代相傳。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為公，三王以天下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嘆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將讓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誰能接替我呢？”鮑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說：“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紂之道，卻想學五帝讓位于賢者，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泰始皇帝聞聽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憑什么說我行桀、紂之道？如果說得通則罷了，如果說不通你就別想活了。”令之不緊不慢地說：“陛下你大興土木，后宮女人數百，倡優過千。為了自己的享受，耗盡天下民力。你還偏駁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還說自己的功德壓過一切君主。以你這樣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資格管天下呢？”

一席話說得始皇面有慚色，過了很久才說：“令之所言，是讓我當眾出丑啊。”于是罷謀，自此再也不提禪讓了。

在上面這段話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們以禪讓的形式傳遞王位。“五帝”在歷史上有三種常見說法，一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見《世本》;第二種說法是太白皋、炎帝、黃帝、少白皋、顓頊——見《禮記·月令》;第三種說法是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見孔安國《尚書序》。

三皇五帝在歷史上被奉為德性的最高典范，當時參加會議的博士們可能都認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說，于是集體沉默，只有鮑白令之出言將秦始皇斥責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而“無禪意”。

對于《說苑》中的這段記載，過去人們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為人們對《史記》的絕對信任。此事在《史記》中沒有記載，而《史記》不記的內容，后世學者們往往會不予以承認。再說，說那個赫赫有名的專制暴君秦始皇有禪讓思想，像是天方夜譚。所以《說苑·至公》的這段材料，長期以來沒有受到人們重視。

然而，我們若將《說苑》中的這段資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有關內容相對照的話，就可以發現，兩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當時的客觀事實，此事也是可能發生的。

首先是博士議政的說法一致。秦始皇時期曾設置很多博士官以充當顧問。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實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們或臣僚們加以討論，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參考，決定是否執行。用什么方式傳王位是有關秦王朝當局加強政權建設、鞏固統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們來議論—番。這一點在《說苑》和《史記》中都有記載。

只是接下來，兩本書有了分歧，《說苑》提出“禪讓”的說法，但沒有了下文，而《史記》則根本沒有“禪讓”的記載。聯系到秦始皇后來“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的打算，人們選擇相信《史記》。

不過，看歷史不應該只看一家所言。《史記》本身孤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為評判其他史書的標準難免有失偏頗。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讓后人對《說苑》的記載產生懷疑，那就是，《說苑》的作者劉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禪讓”篡位的。當時劉向為了給王莽篡位造勢，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學說，這種行為難免讓后人對他的人品產生質疑，也會自然地想到劉向這段文字是為王莽造勢用的。

實際上，秦始皇有禪讓思想是有可能的。戰國時曾一度流行“讓賢”說，很多人不但深信堯舜禪讓是真事，而且還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燕王噲則是真真實實地讓位給予之。雖說“禪讓”之說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國向來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統治者也難免受到影響。

秦始皇成功地統一全國，認為自己的功德足以壓倒一切帝王，應該與堯、舜等古圣賢王在一個高度，所以極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

這或許只是作秀，卻是有可能發生的。劉向雖然有過劣跡，但《說苑》中的記載也不可能完成是無中生有的荒誕之說。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苑·至公》中這篇記載可以作為《史記》的補充資料，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參考價值且甚為重要的材料為什么會長期被人們忽視和否認呢？總結一下，應該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堯舜歷來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則向來是被唾罵的暴君，特別是在西漢初期，人們對秦始皇的殘暴、苛政耳聞目見，認為秦始皇不配與堯舜相提并論，因此不愿意講述秦始皇欲仿堯舜行禪讓這件事，史料難免不完善。司馬遷是漢初人，一來不能免俗，二來作為治史嚴謹的他，在資料不確定的情況下，不記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們對《史記》的可靠性過分迷信。作為正史之首的《史記》，其內容往往是史家們、學者們考證史事和研究歷史問題的權威性材料。漢代一流學者、史學家班固在所著的《漢書·司馬遷傳》中評價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基本上是學術界評價《史記》的主流態度。再加上有關秦始皇的事跡多見于《史記》，其他的書籍記載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記》中這部分內容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最高標準。

其三，人們對《說苑》的史料價值認識不夠。《說苑》—般被看做是雜史，其史料價值及學術地位大大低于《史記》。但這并不能說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為與《史記》相左就完全摒棄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跡頗多，司馬遷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遺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識地不記，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說苑》是劉向根據朝廷秘藏檔案、書籍寫成，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已散佚，只在《說苑》中保留了一點遺文瑣語。從這方面講，《說苑》的確值得珍視了。

再者說，劉向所處的西漢與秦始皇時代相距不遠，西漢人所記述的秦始皇事跡該不會有太大的走樣與訛誤。加上西漢后期的人對秦始皇已不像漢初人那樣憎恨，不會排斥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及并且認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質的行為。劉向或許正是掌握了這則資料，并且在編撰《說苑》時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過禪讓嗎？由于目前還沒有更多的證據加以論證，所以還無法確定最終的答案，但是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應該給秦始皇的人品作一個新的評價，所謂的專制暴君竟還有如此深明大義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