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對人材的使用及領導達到了極高的境遇;

他獨具慧眼，看到了個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認識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問世，對大臣的各項進步之言豁達地予以采納;

不獨斷專行、初步確立了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規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響國家政策的那部分)旨意需門下省審查副署后方可生效發布，保證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時發現并糾正。杜絕了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違害與影響;

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法政政策，規定死刑需三復奏(外地五復奏)復審批準后方可行刑，這就不難認人們想起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死刑才29人、貞觀六年(632年)全國死刑犯290人，太宗審查時令全部290人回家團年、待來年秋收后回來復刑，結果290人均準時到來、無一人逃亡。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對高句麗戰爭上沒有取得戰略勝利外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東突厥、吐谷渾、高昌、安西四鎮、漠北薛延陀等)，這與當時的國力、軍隊戰斗力、整體戰略、用人選將與配合默契、過程協調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在中華歷史上的名將名相中，貞觀朝占有相當的比例，在中華軍事史上，貞觀朝的戰例也多被引用;

氣吞天下的“天可汗”氣質，李世民多次以少嚇多，經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單騎嚇退突厥10萬精騎，就對比宋真宗在寇準一再堅持和請求下才勉強在大軍護衛下到達澶州南城，而又要戰戰兢兢的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別啊！

胸懷大局、四海一統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四海之內只要知道中國的均努力內附，以唐為榮，樂不思蜀，他們不但同唐人一樣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還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思摩、執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齒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為唐朝做出了杰出貢獻，在他們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輝，現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時那時繁榮富強、威甲四海、文禮之邦的生動寫照;

完善科舉制度、大力興辦學校、重視教育活動、普及官吏選聘、當時的國子學、太學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學校，如此才不難想起當時的教化呢，同時當時的科舉也規范化、考選公平，以進士科最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舉為政治上提供優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詩及經濟發展做出杰出貢獻;

工書法、富文詞，太宗皇帝個人修養及天賦極高，在書法同文詞上也頗有名氣，在他大力宏揚和鼓勵支持下，才有唐代書法、文學、藝術之盛;

倡導廉政、節儉、樸素、重視農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設方面是相當成功的，他并沒有像朱元璋一樣嚴懲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個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中央領導班子、重視地方長官選舉，當時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貧困，溫彥博、戴胄、于志寧、魏征、張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督，及時預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相當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較注意節儉，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太宗皇帝也相當重視農業，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問及此事，因太子冠禮與農時違背而更改;

由于社會安定，商業經濟得到發展，全國新興了許多商業城市，城市業有相當的發展，廣州、杭州、揚州、成都、江陵、涼州等城市經濟發展相當迅猛，長安同洛陽作為世界經濟大都會就不言而喻了，這為封建經濟登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玄奘佛學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維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及東聯新羅、日本，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從奴隸制社會邁入封建社會，開發并促進了西藏的發展;

綜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書法家、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杰出人物，他為中華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貢獻，留下了輝耀千古的豐功偉業及精神財富，因此受到人們的崇敬;筑東陽先生所說“他是繼孔子之后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面對自己空前的文治武功，太宗到晚年也出現一些過失。首先納諫不如貞觀早期積極，比如貞觀十年，魏徵發現他“漸惡直言”。其次奢侈之風日重。不過晚年他還是能反省自己過度奢糜的錯誤。司馬光說唐太宗：“好尚功名，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同時，太宗晚年也有早年的清靜轉為奢縱，營建宮殿，計劃封禪泰山等，并自辯“百姓無事則勞逸，勞役則易使”，魏征因此諫到“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不過由于太宗晚年能夠清醒認識自己的問題，所以也能進行調整，因此雖然太宗晚年存在這些過失，最終沒有出現敗亡的危機，“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維持了貞觀之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