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引用了《三國志》對劉備的介紹。我們再來看看《資治通鑒》。《通鑒》寫劉備出場是這樣的：涿郡劉備，中山靖王劉勝的后代。年少時，父親過世，家境貧寒，和母親一起靠賣鞋子為生。身高七尺五寸，雙手垂下來可以過膝蓋，兩眼往側后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少有大志，話不多，喜怒不形于色。曾和公孫瓚一起師從盧植，因此這時前往投奔公孫瓚。公孫瓚派劉備和田楷進攻青州，有功，公孫瓚就讓劉備擔任平原相。劉備年輕時和河東關羽、涿郡張飛關系很鐵;于是劉備就用關羽、張飛擔任別部司馬，分統劉備手下。劉備和這兩個人晚上就睡在一起，感情如同兄弟。大庭廣眾之中，兩人隨侍劉備左右，一站就是一天。追隨劉備，不怕艱險。

常山趙云一次率領常山隊伍來公孫瓚這里，公孫瓚問他：聽說你們常山人都愿意跟隨袁紹，為什么你一個人能夠迷途知返呢？趙云說：天下形勢混亂，誰也不知道前途如何。老百姓如同被倒掛起來的受罪樣子，所以歐文們想的就是尋找仁政，倒不是說我看不起老袁而特別待見您。劉備一見趙云，就認為他是個奇男子，好好結交一番，于是趙云就跟著劉備去了平原，為劉備支持騎兵。

宋末元初的胡三省在《通鑒》這段文字之后寫道：“劉備事始此”。

我們可以看出，《資治通鑒》描述的重點，第一是劉備的出身背景、相貌和個性的特征。比如耳朵大或是耳朵靠前或雙眼分布比較靠外側，總之，其特點是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大耳朵，相貌不凡。和我們這些看不到自己耳朵的俗人當然很不一樣。從小性格沉穩，話不多。第二是他與關羽、張飛、趙云的關系。如果和正史《三國志》的原文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劉關張的關系等，也就是《三國志》述及劉備出場時所沒有的部分，才是《通鑒》作者所特別要強調的地方。

我們已經引述《三國志·先主傳》中陳壽對劉備的個性特點的概括：“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這是《通鑒》撰寫者面對的基本材料，《通鑒》是如何選取使用的呢？

前面的一些不大好聽的話就刪去不取了，比如刪去“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等等，再加上“有大志”，刪去“善下人”。“有大志”是必然的，也可以從劉備兒童時代做游戲的故事中推斷出來，這是舊時代看人的要點。“善下人”一句刪除了，應該不是一時疏忽或不慎遺漏，而是編撰者有意的省略，因為這與《通鑒》下文所記他與關、張、趙的交往有所重復，這些都是劉備“善下人”的實例。

“善下人”，就是善于以禮待人，甚至是屈己待人。劉備善于以禮待人，不只是能為他出力的猛將，如關、張、趙之輩，就是一般流離失所的百姓，劉備也能表現出誠意，這在大動亂的時代是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也是他受到好評的一個重要原因。

《通鑒》在寫劉備出場時引用了趙云的話，其中有“仁政”二字。這兩個字的評價出現在這里，體現了《資治通鑒》作者的匠心獨具。

如果我們把劉備和曹操的特性加以比較，一為“仁德”，一為“智詐”，二人差別十分明顯。《通鑒》“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一句，《三國志》的《先主傳》沒有提及，卷《張飛傳》說他，年輕時和關羽一起追隨劉備。看來，司馬光是把這句講張飛的話改寫后用于劉備了。也許還有一種可能性，司馬光的時代還能看到一些較早的材料，不過我們今天看不到了，盡管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張飛傳》還說：關羽年長幾歲，張飛把他當哥哥侍奉。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關于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故事傳說的由來啦。大家很容易拿小說的故事來評估歷史，這本身也說明了《三國演義》是民間最成功的歷史書寫。

從《通鑒》看，已經特別看重劉關張的關系。“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水乳交融相當親密。附帶說一句，在《三國志·先主傳》中也有關于別人評價劉備的記載，這些人關注劉備把他看做不平凡的人物：劉備十五歲的時候，他母親讓他外出求學，，與同宗族的劉德然、遼西的公孫瓚一起師從名儒九江太守盧植。劉德然的父親劉元起常常資助小劉備，其資助力度于自己的兒子劉德然竟然是一樣的。劉元起的太太看不過去：“雖然都姓劉，畢竟各自一家，哪能老是這樣幫人家的孩子啊！”劉元起說：“我們宗族里面能有這樣的孩子，這可不是普通的孩子啊！”中山商人張世平、蘇雙都是大款，從事馬匹交易，往來經過涿郡，見到劉備，看出他不是一般人，也拿出黃金財物資助劉備。在劉元起、張世平、蘇雙這些人眼里，劉備是一位值得大力培養資助扶持的杰出青年，這是政治上的希望工程。他們的看法，應該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未必都是史家阿諛奉承之詞。

但是，也應該注意，《三國志·先主傳》提到的劉元起、張世平、蘇雙諸人的身份、地位、見識、知名度、話語權等等實在是無法與橋玄、許邵等夸獎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輿論界精英相提并論的，何況他們評論劉備和曹操的分量也有明顯差別。

《通鑒》在劉備出場之時不取人們的贊譽之詞，應該是經過思考后的適當處理。因為，很明顯，寫上這種檔次的評語贊揚對于劉備并不會添加多少光彩。對劉備的評價，《世說新語·識鑒》有一條，很有意思，但不大為人所重視，介紹給大家：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如果讓他在中原，只能是個動亂因素，不會成為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倒是有機會割據一方的話，能夠成點氣候。以之與“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相比，劉備的氣概就不如曹操了。所以，這一條材料很少有人注意，更少被人引用。在情感上多少有些傾向于劉備的《資治通鑒》等書自然不會隨便轉述了。

講到《資治通鑒》對于劉備的描寫，還想再次提出《三國演義》的劉備出場來對照著談一下。《三國志》是寫得相當不錯的正史，《資治通鑒》是出色的編年體史書，而《三國演義》雖然只是小說，卻是中國最成功的歷史書寫。

《三國演義》劉備出場則是這樣的：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屨織席為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余，遙望之重重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于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為友。

小時候就把桑樹當車蓋的故事，是根據《三國志·先主傳》改寫的，兩書目的相同，都是突出劉備的不同凡響。師事盧植以外，小說特地加上儒學大師鄭玄，大概也是為了渲染劉備的相當不同凡響吧。這等細節，當是文人所為。概括的介紹，倒是沒有。

真正對于劉備的刻畫，還是從接下來的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的。這是小說與前兩部史書的最大不同。《三國志》比較平實，因為作者對于劉備及其蜀漢政權懷有很深厚的感情，記事及史論比較客觀;《資治通鑒》雖然紀年以曹魏為正統，但對于劉備方面則給予較好評價;《三國演義》則保留有較多的民間色彩和江湖氣息。劉關張的結拜是江湖人的典范。劉備的故事則是經典的大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