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天下亂離，紀綱頹靡，帝王常命四川、廣西等地進貢鴆鳥、蛇頭、胡蔓藤、鉤吻草等草藥的毒汁，殺害膽敢有貳心的大臣。

金庸的小說里經常有上級通過毒物來控制下屬的手法，比如天山童姥的生死符、日月神教的三尸腦神丹和神龍教主的爆胎易經丸。金庸寫小說向來以史為鏡，可見這種現象在史上真的存在過。在封建社會講究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皇帝與群臣實際上就是主奴關系。

皇帝對大臣打廷杖、斬首、凌遲、“火燒慶功樓”、株連九族，以威嚇使其臣服不生二心只能算是常規手段；而某些帝王另辟蹊徑，用毒藥戕害官員，讓臣下為他嘗有毒之藥。且又能充當“試劑”只用，圖自己長生不老。

沒有一個帝王不想活到萬歲千秋，這就給方士進各種丹藥以邀寵開了方便之門。據王明清《揮塵余話》卷二記載，宋朝有個叫王定觀的人，很有才學，政和末年，在朝中做官。一日，他忽然被召進宮內，宋徽宗趙佶說；“朕近來找到一位異人，能制丹砂，花了一年功夫，煉成一粒長生不老丹，色如紫金，你先吃下去，試試藥性如何。”

可憐王定觀蒙在鼓里，以為皇帝如此信任自己，是莫大的恩寵，于是歡天喜地，立即取藥吞下。不料才下咽，便覺得“胸間煩燥之甚”，頃刻間竟“煙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一命嗚呼。

此類丹藥，內含金石，其性燥熱，毒性甚大，可謂不是毒藥，勝似毒藥。明穆宗朱載垕服了此類丹藥后，“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一)，可見藥性之烈，駭人耳目。朱載垕健康日壞，自然是咎由自取，活該；而王定觀則純屬宋徽宗的犧牲品，實在是個悲劇。

但這樣的牲犧品，并非絕無僅有，名氣最大的恐怕要數明朝大名鼎鼎的嚴嵩了。此公歷來被視為奸相，近來有的學者主張為他翻案，這是學術問題，這里姑且不論。不過，當你讀了他的一些奏疏后，是不能不搖頭的。

嘉靖皇帝酷好神仙方術，荒淫無度，不斷服用稀奇古怪的丹藥，而事先往往讓嚴嵩先試服，嚴嵩便將服后的感覺，逐一上奏。請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十日嚴嵩的奏疏：“伏蒙圣問服藥一件，仰惟圣慈惓惓軫念，勉臣以大道難迂，天高地厚之恩……無任感激。臣昨歲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以忍……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熱始解……臣……惟一意盡忠報主，以祈天之佑而己，伏乞圣明俯察。”(《嘉靖奏對錄》卷十)

此時的嚴嵩，已是七十七歲高齡，身為內閣首輔，他不但沒有力諫嘉靖皇帝的荒唐行徑，反而感激涕零地念叨所謂“天高地厚之恩”，甘心身試丹藥，因此，雖然付出了血的代價，終究不值得同情。

嚴嵩的身體素來很好，暮年仍頗頑健。時人曾記載，盡管他年已七旬，但“耳目聰明，步履輕健，顏色清和。”(明·韓邦奇：《苑洛集》卷二)顯然，若非嚴嵩體質特好，恐怕早就由活“試劑”而成為死“試劑”了。然而，嚴嵩畢竟未得善終，被罷官、放逐，“乞食不得，放逐以死。”

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在挖空心思地訪求毒藥及解毒之方，有關的朱批諭旨，至今還保存完好，堪稱鐵證。

例如，雍正三年(1725)，他曾密諭廣西巡撫李紱：“近聞貴州諸苗之中，狆苗之弩最毒。藥有二種：一種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出兩月之后，即出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單用蛇汁，其毒能止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遇流，殆不可治。聞此‘撒’藥系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樹頗少，得之亦難……爾等可著人密行訪問此樹，必令認明形狀，盡行砍挖，無留遺跡。既有此樹，亦應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處訪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寫明乘驛奏聞。”

你看，雍正皇帝對毒藥的興趣，何其大也！民間流傳雍正皇帝殺人用“血滴子”，歷史文獻并無記載，但看了上述雍正的密諭，就可知道，民間傳聞并非空穴來風。聯系到雍正在翦除政敵(包括其兄弟)時的心狠手辣，他訪求毒藥的目的，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