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愛心覺羅·胤禛)可謂是一個飽讀內典、深明禪學的“佛心天子”。他曾給自己取了“破塵居士”、“圓明居士”之號，將自己裝扮成不好殺、不邪淫、不飲酒、不貪財的佛爺皇帝。盡管人們常說他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為政苛猛。

與乃祖相比，雍正帝可說是高明得多，他不是為遁世出家而為佛，而恰恰是把居家修道作為障眼法，在諸多兄弟瞪眼訌爭儲君寶位時，居然最終力克群雄，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了金鑾寶殿，實在大出天下意料之外。然后，就是“十年未談禪宗”。

讓時間之舟駛回1708年的港口。這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布爾哈蘇臺行宮。隨從皇帝塞外巡幸的諸王、大臣、侍衛、文武百官，齊集行宮前，康熙帝宣詔：廢掉允礽皇太子位。然后五十五歲高齡的康熙抑制不住悲憤的心情，頓時老淚縱橫。半年之后，允礽又被復立為太子。三年半后，五十八歲的康熙再次以一紙詔書將允礽的太子廢掉，并且從此絕口不提立皇儲之事。

允礽是康熙的謫長子，國語騎射樣樣精通。可是為何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太子，最終被廢掉呢？原來，康熙認為太子不仁不孝，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允礽為著早日登位，竟想圖謀害己。太子之所以廢而復，原因在于，允礽被廢，諸位兄弟虎視眈眈，都想謀取太子位。康熙覺得，倒不如再把允礽抬出，以絕諸子之望。至于他第二次廢，只能怪他自己。

廢太子后，大概是康熙想冷眼觀察一下，進一步物色適當人選，或者他認為明立太子不如效仿祖制，死前不立儲君，而留給死后，讓大臣諸王共同推舉，這樣既可避免出亂子，自己也落個晚年清靜。但不管怎樣，結果卻令康熙大失所望：諸位皇子各顯神通，而為撈太子位不惜手足相殘！

康熙一生共生了三十五個兒子，除十一人夭折外，序齒的就有二十四人。截止第一次廢太子時，除早夭和沒出世的外，包括允礽在內共有十六人。其中最大的庶長子允禔三十七歲，最小的允祎(第二十子)才兩歲。這就是說，自康熙第一次廢太子后，除年幼者外，其余諸皇子如允禔、允祉(第三子)、胤禛(第四子)、允祺(第五子)、允祚(第六子)、允祀(第八子)、允禟(第九子)、允(第十子)、允祹(第十二子)、允祥(第十三子)、允(第十四子)等人誰不渴望被冊封為太子？尤其是允禔，自認為身居長子位，才華橫溢，備受父皇垂愛，總以為自己出人頭地的時候到了。廢嫡必立長，使允禔更加得意忘形的是：康熙在廢掉允礽前后，總是讓他留在御前保護父皇安全。父皇這樣信任自己，莫非是想立自己為太子？于是允禔提議廢掉允礽！誰曾想康熙一聽卻大大傷心。他認為允禔用心太險惡，故在拘押允礽當天就宣布：“我以前命令允禔侍衛朕躬，并非想立他為太子。允禔秉性躁急愚頑，豈可做皇太子？”這使允禔大失所望。與此同時，聰明能干的皇八子允祀大逞其“組織才能”，到處拉幫結伙，連碰了一鼻子灰的允禔也轉而支持他。允祀同黨紛紛舉薦允祀，使康熙皇帝深感事態的嚴重性，結果，他龍顏大怒，竟將允祀軟禁起來。

昔日的“圓明居士”搖身一變，成為雍正皇帝

允禔、允祀太過鋒芒外露，自然不討康熙喜歡。當然也就與儲君無緣。胤禛與允為同母兄弟，各懷本領在身，極討父皇喜愛。有種種跡象表明，康熙駕崩前的確想在他倆中選一個為太子。怎奈年高多疑的康熙干脆來個沉默是金，不肯表態，以不變應萬變。

應該說，胤禛在諸兄弟爭儲位的勾心斗角中，處于非常有利的境地。允礽二次被放廢后，盡管有人為其鳴冤叫屈，但康熙已無意于這個使他傷透腦筋的孽子了。同時，因允禔急躁冒進，允祉鮮有治國才干，都被排除在新立太子之外。那么，胤禛便成為兄弟中可能被立為太子的最年輕的一個。對此，頗有政治頭腦的胤禛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康熙被廢太子搞得痛心疾首，對再立新太子，當然得謹慎從事。這點，胤禛心里也有數。那么，康熙心目中最理想的繼承人是怎樣的呢？他沒明說，只言“必能以朕心為心者”方能有希望成為儲君。不過，通過父皇對諸子的好惡態度，胤禛似乎摸透了康熙的心思，也清楚了自己該怎么去做。

于是，胤禛便如履薄冰地活動起來：對父皇，他極力表現出一副關心孝順的樣子，又不露聲地展示自己的辦事才干。他深知：“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露其疑。”對奔走爭位的眾多兄弟，他則極力表現得與人無爭、事不關己，小心翼翼地接近他們。因為“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琴，此有所爭，彼有所勝”，必須盡力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對皇帝左右的重臣，他極盡討好之能事，真真假假，不露形跡。因為“一言之譽，可不那么容易;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讒，即可付禍根”。要做得天衣無縫，實屬太難。但胤禛卻別有心術，他以參禪信佛為掩護，讓眾人都以為他真的清靜無為與世無爭了呢！

允礽二次被廢后，正值允祀拉幫結伙、黨羽們紛紛向康熙舉薦之時。胤禛暗地里冷眼旁觀，明里卻延納僧徒，向人們表示自己是“天下第一閑人”。他十分仰慕被康熙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的章嘉胡土無圖，稱章嘉活佛“梵行精純，圓通無礙”，并將其延為雍親王(胤禛封號)府中的座上賓。

胤禛將章嘉喇嘛作為自己的證道恩師，自有其妙算。章嘉活佛可謂一個地道的御用喇嘛。康熙利用他在青海、內蒙古一帶的宗教地位和名望，封其為國師，任他為“多倫喇嘛廟總管喇嘛事務之札薩克喇嘛”，以分西藏達賴喇嘛之權，專管內蒙古宗教事務，并留其常住京師。作為父皇身邊的紅人，胤禛自然不放過與他攀緣的機會，真可謂一舉兩得。

這樣，在章嘉活佛的引導下，胤禛很快覺悟一切，“大徹大悟”，直透“三關”，得成正果。用章嘉的話說，“王得大自在矣！”再者，胤禛除視章嘉為證道座師外，還頻頻延請藩邸附近的柏林寺僧衲，講論心性，并命僧人迦陵性音主持西山大覺寺，性音頻頻出入雍親王藩邸。雍正自稱，他當年參究人生因緣非常認真、專心，而其“得大自在”的時候，恰恰正是允礽復立復廢之際。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正月，胤禛延納性音等沙門“坐七”，與僧徒們靜坐調息兩日后，便聲稱已洞達本末。但他自知還“未造究竟”，遂去請教章嘉。章嘉說：“親王所見，只像針刺破窗紙，從針隙觀天，雖說已見到天宇，但天體廣袤，所以，所見到的天體，究竟是有偏見的。佛法無邊，請親王勉力求進！”不過，胤禛順利破了“初關”，立下了一切皆空的正見。

按章嘉的指點，胤禛頓覺心境開闊。同年二月，他繼續在集云堂參求，直至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有重關之理”。他再問法于章嘉，章嘉指引道：“王今所見處，雖說已進步，就像從屋內走到庭院觀天一樣，但天體無盡，究竟沒有盡見。況且，法體無邊無量，故當更加勇猛精進！”至此，胤禛已悟得一切皆空之道，天地山河煩惱憂愁，物我皆空，“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可謂力透重關。

次年正月，正是允礽再度被廢，允禔、允禟、允等人瞪紅眼睛爭太子時，胤禛卻在集云棠靜坐，無意間急踏“生死牢關”，證得“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無身故長生，無滅故不滅”之道，又可謂力透最末一關。胤禛得成正果，直透一般禪僧都很難接受的“三關”，可說是“超佛越祖”了。章嘉是否將此事匯報了康熙且不去猜他，但是胤禛的所作所為被兄弟們所知聞，則是必然之事。如此，他便巧妙地躲過了眾人耳目。其實，胤禛對自己的前程信心也不是有定見的，他常常與僧衲為伍，除有意把自己裝扮成無心角逐皇儲的閑人外，還有以此為精神寄托的成分。

允祀的老搭檔允禟被改名為“塞思黑”(“豬”之意)，允祀改名叫“阿其那”(“狗”之意)，雍正后來說，他在藩邸時，光明正大，無黨無私，諸兄弟們對自己相待以禮，沒有一句話是出自爭強斗勝的，也沒有因一事而相互猜嫌。這句話有一半是真實的。能不受兄弟們猜疑，可見他把尾巴夾起來做人，是何等的絞盡腦汁！為把自己的真實意圖掩藏起來，胤禛除明里與僧徒廝混在一起，參修論道，另外，他還曾刻意搜羅歷代文人騷客、隱士僧道的詩文語錄，匯集成《悅心集》。

胤禛刻意玩味那些遁世無為之人的妙語，多半是拿給別人看的。他何嘗追求物我皆空？表面說“官大錢多心轉憂”(《悅心集》中唐寅《一世歌》中詩句)，心里卻時刻盤算其皇帝夢。終于，皇父極欣賞他的才干，頻頻委以重任;內外大僚如隆科多、年羹堯等，也紛紛為其效力賣命，這伙人雖數量不及別的皇子黨，而關鍵時刻卻幫了他的大忙;諸兄弟們，對之少有戒備防心，致使他活動起來游刃有余，最后順利登上了寶座。

當昔日的“圓明居士”搖身一變，成為坐在金鑾殿上的雍正皇帝時，就不再專心佛事了。

皇兄御弟們對新皇帝不服氣

不管雍正用何手段，在最后一剎那是怎樣奪得皇位的，反正從后來的各種反應中我們發現，皇兄御弟們對新皇帝是那么的不服氣！特別是同胞弟允，當從西北前線奔父喪回來時，他死活不肯向皇兄表示祝賀登基，更不愿親近能給他帶來好運的新皇帝。

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事使得雍正非常難堪。于是允被變相囚于遵化景陵(康熙陵墓)，允被禁于京城，允禔、允礽仍像康熙晚年時一樣嚴行禁錮;而雍正對反對黨頭目允祀，則優崇待之，任其為總理事務大臣兼管理藩院、上駟院，以穩住其情緒。但雍正腳跟剛剛站穩，將本是親信心腹而權力膨脹的年羹堯、隆科多除掉之后，便將黑手伸向允祀集團，結果，允祀的老搭檔允禟被改名為“塞思黑”(“豬”之意)，允祀改名叫“阿其那”(“狗”之意)，并將他倆相繼害死。如此，來自身邊的威脅終于各個擊破了。

雍正對允采取了調虎離山之計，即派他護送哲布尊丹巴活佛的靈龕到喀爾喀蒙古。這叫做明使暗罰。允心知其毒計，先是聲稱無資預備馬匹行裝為由，推辭出使蒙古。后來，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他才悻悻上路。但剛行至張家口，便托病不前。為保身安命，允請宣府沙門做禱文，請一切諸佛菩薩庇佑其“消災延壽，人口安寧，早還本鄉，萬事亨通，皇恩浩蕩，國泰民安”。雍正得知消息后，心里暗罵允不識時務，但又問罪無顯名，遂出奇招，命其同黨允祀主持議罪。允祀只好心里叫苦，不得不請革除允郡王爵位。但允卻毫不在乎，仍留住張家口，既不前行，也不打發人赴京請罪。這自然使雍正龍顏大怒，但畢竟還能忍受。問題在于，允仍不死心，又做祈禱疏文，不幸的是，兩件祈禱疏文都落到雍正手中，允因此遭災惹大禍。于是，雍正以疏文中有“雍正新君”為由，加其“大不敬”罪名，將允從張家口押回北京，囚禁于宗仁府獄中。允在獄中做鎮魔之術，又不幸為雍正所知，因此罪上加罪，一禁錮就是十多年，直到雍正死后，才被乾隆帝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