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在中國皇帝中，平心而論，他既不是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

在他的治下，不僅臺諫官，即便其他官員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論自由。他的謚號曰“仁”，《宋史》本紀說他“恭儉仁恕”，不失為蓋棺論定。

在中國清官冊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當諫官時，宋仁宗最寵幸的是張貴妃，而貴妃的大伯張堯佐正擔任三司使，號稱“計相”，這可是掌管全國財政的要職。這位大伯盡管干不好本職，卻大有覬覦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臺諫官紛紛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時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同群牧制置使。

鐵面包拯上奏，不僅怒斥他是“清朝之穢污、白晝之魑魅”，而且直接抨擊仁宗“失道敗德”。說一個皇帝“失道敗德”，這可是最大的惡評。仁宗為了張堯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會之日，包拯聯合了全體臺諫官，率領百官面諫仁宗，動用了臺諫向君主集體諫諍的強硬手段。

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輿論，最后還是做出了讓步，免去張堯佐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保留了其他兩使。

過了不久，張貴妃又吹枕邊風，仁宗見輿論平息，重新任命堯佐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饒，領銜與其他諫官上殿爭辯。

一天，張貴妃還想為大伯子說情，仁宗搶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我的臉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諫官嗎？”為了諫諍，包拯居然把唾沫噴到皇帝臉上，仁宗盡管不樂，卻對他畏讓三分，足見中國第一清官的出現，與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開的。倘若擱在更專制的明代，即便不將他打入天牢，也非動用廷杖的酷刑讓他半死不活。

垂簾聽政的劉太后一死，25歲親政的宋仁宗頓時有了一種誰都管不著的解放感，沒日沒夜在后宮倚紅偎翠。著名學者石介給即將做宰相的王曾上書道：“聽說皇帝好近女色，漸有失徳，倡優日戲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以至傳聞，皇帝圣體因此不豫。”話說得不能再尖銳：“不豫”是專指皇帝病危的用語，而這卻與“婦人朋淫宮內”有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與一大幫子宮嬪亂搞所致。

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為諫”，“感動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鉞于天子之前，以狂訐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轉達過這番話，但他走馬上任后沒有治石介“狂訐”，則是肯定的。

與石介不同，時任諫官的滕宗諒(就是那個請范仲淹作《岳陽樓記》的滕子京)就直接上書，嚴詞抨擊宋仁宗沉迷“內寵”，指斥他“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圣懷”。“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時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樣都描摹得淋漓盡致。皇帝的臉面都不知往哪兒擱，但處理也不過讓滕宗諒平級調動，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軼聞最能說明仁宗朝言論的寬容度。據說仁宗“尤惡深文”，也就是上綱上線誣加罪名。有一個舉子獻詩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動知府扼守劍門關，一把火燒了入川必經的棧道，把四川變成獨居一方的割據政權。

毫無疑問這是一首反詩，擱在現在就是顛覆國家罪。我們都還記得《水滸傳》“潯陽樓宋江吟反詩”一回，結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里”。成都知府當然也不敢自作主張，囚械了這個舉子，向朝廷上報此事。仁宗卻不以為然道：“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寫的，沒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給他一個遠小州郡的司戶參軍做做。”不必究詰這事的準確度，即便附會，也真實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寬容。

《宋史·仁宗紀》總體評價仁宗朝治跡時指出：“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仁宗朝盡管在外患內政上不無問題，卻是北宋的治世。縱觀宋代，士大夫的言論自由權在仁宗時行使得最充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也在這一時段最為昂揚。

所有這些治世氣象，與宋仁宗仁恕寬容政風的涵泳作育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沒有必要頂禮膜拜宋仁宗那樣的“仁君”，也決不企望歷史倒退回君主政體。但倘若把宋仁宗與后世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專制者做比較時，孰優孰劣的公道結論還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