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元吉才十九歲，在封建統治階級中不能不說是早熟的軍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當了太子后“高祖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也就是讓他學習主持日常工作。史書上也找不到他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在這方面他起碼在經驗上要比李世民豐富得多。建成、元吉這么做，顯然是得到李淵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統帥，斥逐房玄齡、杜如晦，讓秦府精銳轉屬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詔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來就是李淵的主意。

本文摘自《唐朝盛衰三百年：唐史十二講》 作者：黃永年 出版社：中華書局

對秦府勢力的擴張，李淵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對策。

如前所說，李淵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歷史讀本中所說是什么“昏庸無能”，“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豈有聽任派系、小集團危及自己權勢之理。當武德初年劉文靜和李世民相邀結，與李淵的第一號親信裴寂鬧對立時，李淵就堅決除掉劉文靜，以維護其尊嚴。但自己的兒子看來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舊沿襲傳統習慣，讓李世民擔負經營山東的重任，同時叫元吉當李世民的助手，這也多少包含著牽制李世民的意味。

無奈李世民的雄心決非殺個劉文靜就能抑制，區區元吉更不在話下，公然把本來應該歸公的平定山東勝利果實占為己有，不僅把收得的精兵良將作為秦府的私甲，把山東的文士謀臣作為自己的智囊顧問，而且憑“于管內得專處分”的特權，和李淵的詔敕相對抗。這就使李淵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裴寂等親信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禮漸薄”，“建成、元吉轉蒙恩寵”。

建成、元吉也決非如歷史讀本中所詬罵是什么“紈绔無賴子”、“兇險”之徒。《舊唐書》所說“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來做皇帝，唐政權就會馬上垮臺，連秦二世、隋煬帝的結局都不如，也無非是受了《實錄》、《國史》對建成、元吉所加誣陷之詞的影響。

然而篡改歷史總是件心勞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細研讀文獻，仍不難看出建成、元吉對唐皇室的積極作用。李淵太原起兵后一直讓建成、世民共同充當統帥，直到正式稱帝為止，其間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務，并無顯著的高下優劣之分。元吉年齡小，以偏師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劉武周攻陷時他只有十七歲，失敗的責任恐怕應該由輔佐他的竇誕、宇文歆等多承擔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勝將軍，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統率的主力就在涇州被薛舉打得大敗虧輸。

以后打王世充、打竇建德、打劉黑闥在李世民指揮下確實取得勝利，但元吉也參加指揮。如李世民和竇建德決戰時“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于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馀人”，這樣才使李世民無后顧之憂。此時元吉才十九歲，在封建統治階級中不能不說是早熟的軍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當了太子后“高祖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也就是讓他學習主持日常工作。史書上也找不到他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在這方面他起碼在經驗上要比李世民豐富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東而威權日盛，當然使身為太子的建成感受壓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李世民。

(一)在出征問題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長安練習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鎮壓司竹園的“群盜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擊破稽胡酋帥劉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擔軍事任務。而這兩次都是長安附近的小規模作戰，事罷即回長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樣培植私人軍事實力。元吉雖然出征山東，總還是李世民的副手，撈不到多少好處。現在趁李世民為李淵疏薄，他們趕快爭取出任大戰役的統帥。據《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頡利寇雁門”，“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十月“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十二月“皇太子破劉黑闥于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因玄武門之變而告吹。可見武德后期李世民已當不成大戰役的最高統帥，這個重要位置已逐步為建成、元吉取代。

(二)不僅公開取代統帥權，還用公開或秘密的手法來瓦解李世民已經結集的小集團勢力。用金帛招誘尉遲敬德、段志玄、李安遠等秦府將領，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遲敬德于詔獄，要出程知節為康州刺史，連房玄齡、杜如晦這兩個大謀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前夕，還借元吉率師拒突厥的機會，“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并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徹底無拳無勇的地步。

(三)和李世民一樣大搞其結黨營私，擴充東宮、齊府的實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齡為首的謀士和秦府文學館十八學士，建成有洗馬魏征、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等“盡心所事”的東宮官屬。元吉也有王孝逸、張胤等齊王府文學。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則“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馀人，畜為宮甲，分屯〔東宮〕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樣“募壯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等驍將，建成有薛萬徹、馮立，元吉有謝叔方等戰將。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陽的張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區的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則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邊哪方面強固很難說，在京城里則建成、元吉的實力最后已超過了李世民，這在玄武門之變中表現得很明顯，后面要談到。

建成、元吉這么做，顯然是得到李淵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統帥，斥逐房玄齡、杜如晦，讓秦府精銳轉屬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詔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來就是李淵的主意。但李世民畢竟也是親兒子，處理起來多少要牽顧父子之情，不能像解決其他政治案件那樣果斷，那樣干脆利落。

例如武德七年曾發生慶州都督楊文干叛亂事件，此人“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有人上變誣告“太子使文干舉兵，欲表里相應”，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淵沒有徹底追究，“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衛率韋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雙方的部屬處理幾個了事。

因此兩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到達水火不相容時，李淵仍不想作出果斷措施，而準備召集這三個兒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字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來公斷曲直。沒有預料到李世民會發動玄武門軍事政變，來個突然襲擊。結果不僅建成、元吉當場被襲殺，李淵被迫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庶政皆決斷”，兩個月后更被迫內禪，成為毫無權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當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見殺于楊廣總算略勝一籌。

關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論述，這里只談一點和陳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這次軍事政變對李世民方面來說實屬“孤注一擲”。當時李淵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這也是政變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淵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斷，以剪除過李世民羽翼劉文靜的裴寂為首席大臣，其結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預計的。即使公斷后維持現狀，不對李世民作什么大處分，元吉之奪取秦府精銳也是勢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為沒有多少實力的空頭皇子。再就雙方當時的軍事力量來看，這時東宮、齊府的兵力合起來已遠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來得強大，如果不是在東宮、齊府兵到來前已將建成、元吉襲殺，出示建成、元吉首級使東宮、齊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敗。這種兵力的不敵，老于行陣的李世民等人豈能不知。所以玄武門之變實是李世民等人處在極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險行動，其成敗與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來聽候公斷的建成、元吉襲殺。這當然沒有十分把握，使見過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極為緊張，要占卜一下吉兇。

研究歷史的首要任務當然是探索其必然性，但對偶然性也不宜忽視，更不能否認。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太子和諸皇子以至對皇帝爭奪最高權力的事情是必然發生的，但究竟誰勝誰敗，像玄武門之變的結局那樣，就不能否認有很大的偶然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