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來最大的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縣令，被判處死刑的多達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腦袋。這就是轟動朝野的甘肅全省官員謊報災賑、貪污捐監糧的大案。這場特大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臨汾人，自舉人捐納知縣，累任知縣、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調任甘肅布政使，受命專門辦理收捐監糧。

甘肅地瘠民貧，是全國最窮的省份，每年戶部都要調撥巨額款項購買糧食，以撫恤災民，供應當地滿漢駐軍以及救濟新疆之需。為節省國庫開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特準甘肅及外省商民納糧捐納監生，就地解決缺糧之急。監生，是國子監學生的簡稱，甘肅省內外商民赴甘買來監生頭銜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進京入國子監讀書肆業，但他們已享有與秀才同等的權利，可直接參加鄉試進入官場，也可以監生資格加捐職官。因此，捐監一途是當時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徑。加之甘肅開捐定價較低，每名只需麥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趨之若鶩。

不料，行之數年，諸弊叢生。大抵是經手的地方官借機貪污，挪用捐監糧，甚至干脆折收銀兩，以便于中飽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肅收捐。停捐之后，戶部仍舊每年撥銀百多萬兩解往甘肅采買糧食，而甘肅大小官員仍為缺糧叫苦不迭，所以當乾隆三十九年陜甘總督勒爾錦奏請恢復捐監舊例時，經戶部遵旨會議以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準了。鑒于以往積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選調精明能干、善于理財的王亶望為新任甘肅布政使，專責辦理該省收捐監糧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證，“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卻和總督勒爾錦狼狽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縣捐監無須交納糧食，一律折成銀兩收捐，全部上繳到他和蘭州知府蔣全迪那里。這樣一來，白銀滾滾而來，捐監糧卻顆粒不見。倉儲空空如也，又將如何交待？

王亶望自有妙計，他和蔣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蘭州秘密合計，無災報有災，小災報大災，下令各州縣按照他倆虛擬的數目，開銷掉子虛烏有的“捐監糧”。各州縣見王亶望如此膽大妄為，也無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縣知縣何汝南，在主持本縣辦災兩年間，浮開賑銀6萬余兩，納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陳常，在三年任內共辦監生執照四千余張，每名多收銀10兩，共貪污銀兩4萬有余。

從乾隆三十九年開捐到四十六年案發，歷任甘肅省各州縣長官百余員，幾乎無人不貪。這些州縣官還要用贓銀去結絡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縣何汝南，前后就送給王亶望銀18000余兩，“饋送”蔣全迪6000余兩，總督勒爾錦交他辦買物件，又花去銀6000余兩。有個叫麥桓的廣東人干得更荒唐離奇，他被分發到甘肅待補知縣之缺，當時正趕上各州縣報辦夏災，為急于補上縣官好趁災大撈油水，就托人向蔣全迪疏通，最后達成交易，麥桓送王亶望、蔣全迪各8000兩銀。麥當時手中無錢，應允冒辦夏災得銀后，如數奉送。這樣，蔣全迪保舉他升補靖云知縣，麥桓則風風火火大辦“捐監賑災”，以籌措銀兩還債。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甘肅通省上下官員串通一氣，上下相蒙，竟然長期作弊而未被發覺。王亶望還因收捐監生卓有實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銀百數十多萬兩，且“弊絕風清，倉儲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調浙江巡撫，擁厚資而去。繼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樣翻新，統一規定報捐時，各州縣每名折收白銀55兩，除辦公費4兩外，再加2兩所謂“心紅紙張費”。

王亶望、王廷贊先后主持甘肅捐監六年間，每年報捐人數在4萬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來說“歷年所捐監生不下數十萬”并沒有夸張。若以每名55兩計，共折收捐監銀兩在1300萬兩以上。這筆巨款中，雖然有一小部分是用來采買糧食以為賑災之用，但大部分則流進了甘肅全省大大小小官員的腰包，其數目不少于白銀1000萬兩，相當于當時全國每年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大學士阿桂、尚書和珅領兵開進甘肅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報入境即遇連陰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連年報旱有詐，數以百萬石的“捐監糧”去向必須深究。聯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銀50萬兩(此數相當于浙江巡撫每年養廉銀的50倍)資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額家資必與貪污甘省捐監糧有關。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陜甘總督李侍堯查辦此事，要求他們“根究到底，務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堯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他們選定現任甘肅按察使福寧為突破口，使他和盤托出了自王亶望以來通省官員如何玩法營私、冒賑貪贓的內情。

盡管勒爾錦、王廷贊以及王亶望分別在北京和浙江狡賴不吐實情，但到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證據對這個貪污集團的首犯作出判決：王亶望處斬，立即執行，他的兒子王裘等人奪官遣發伊犁，另幾個不滿12歲的幼子則暫時監禁刑部大獄，待年滿12歲時陸續發遣;勒爾錦原來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問成死罪監禁在獄，這次貪污事發，“從寬賜令自盡”;王廷贊絞刑，本年秋審時處決。至于對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堯也根據《大清律例》中“監守自盜一千兩以上斬監候”的律文，擬定皋蘭縣知縣程棟等66員斬刑，待秋審處決。

臨近秋審，乾隆帝自稱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絞首就戮”，特命凡貪污2萬兩以上者立斬;貪污1萬兩以上、2萬兩以下者，斬監候，趕入本年秋審處決;1萬兩以下者亦問斬監候，待來年秋審請旨辦理。

然而，這起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結。隨著案情的深入，又陸續發現了虧空庫銀等新的罪行，所以到這一年年底時，陜甘總督李侍堯又陸續擬定數十名貪官應斬，蘭州省城監獄由于羈押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滿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將已問成死罪的74人分批解往北京。后這74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所以到第二年辦理秋審時只有少數被處決。

此案陸續正法處決的前后共56人，免死發遣者46人，其他判處徒刑、流刑，以及革職的更不煩細說了。

盡管乾隆皇帝一寬再寬，但辦理一件貪污案而殺掉56名官員，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員3人，這在清朝建立140余年以來確實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嘆此案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