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劉龑是一個另類。據《十國春秋》記載：“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顧左右曰：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作為一個開國皇帝，劉龑不顧身份，無視影響，公開聲稱要做“風流天子”，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風流天子垂衣坐，越國夫人迎輦回。礎柱四圍香氣涌，錯疑手握楚云來。”(《十國宮詞》)“珠殿才興又玉堂，風流天子五蠻方。芙蓉甘菊呼鸞道，無復龍川歌舞岡。”(《十國宮詞》)“鏤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裊爐煙。堯乾湯濕渾間事，贏得風流一代傳。”(《清閑供》)詩中提到的這位“風流天子”，就是五代十國時南漢的開國皇帝——劉龑(yǎn)。

歷代開國皇帝中，不管是實力派的，還是偶像派的;無論是受禪型的，還是自立型的，都希望自己的言行舉止，成為子孫之表率，萬民之楷模，都希望千古流芳，名垂青史。相比之下，劉龑是一個另類。據《十國春秋》記載：“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顧左右曰：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作為一個開國皇帝，劉龑不顧身份，無視影響，公開聲稱要做“風流天子”，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劉龑(889~942年)，曾用名劉巖、劉陟、劉龔，籍貫河南上蔡，后梁海南王劉隱之弟。劉龑長大后，“身長七尺，垂手過膝”(《新五代史》)，騎射超群，謀略不凡，早年輔佐哥哥劉隱統治著嶺南一帶。乾化元年(911年)，劉隱病卒，劉龑承襲了王兄基業，繼續向后梁稱臣，一則換取中原政權的支持，二則表明自己在嶺南的正朔地位。然而，隨著勢力的漸強，劉龑另起爐灶的念頭已經蠢蠢欲動;尤其是聽說錢镠被后梁封為“吳越王”后，劉龑“恥稱南海之號”，非常生氣地說：“中原多故，誰為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偽庭乎！”(《舊五代史》)把中原政權稱為“偽庭”，并停止向后梁朝貢，是劉龑開國稱帝的前奏。

貞明三年(917年)七月，劉龑趁契丹入寇后梁之機，在番禺(今廣州)自立為皇帝，國號大越，改元乾亨。次年(918年)，改國號為大漢，史稱南漢，疆域約為今廣東、廣西兩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劉龑敢自立為帝，除了他野心膨脹、中原混亂外，還在于他積極推行“政治聯姻”的外交政策。稱帝前，他娶了楚王之女為妻，封為越國夫人;稱帝后，他派人出使吳國，勸吳王也稱帝，以示友好;遣使到蜀國，互通友好;他將一女嫁給閩王之子，后來又把另一個女兒嫁到了南詔。楚國、吳國、閩國、蜀國、南詔，連起來如同一道厚實的城墻，成為阻擋中原政權鐵騎南下的天然屏障，至少在戰時能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

問鼎中原，南漢沒有這種實力;想當“堯舜”，劉龑沒有這份雄心。借助諸多“友好”國家的“保護”，劉龑只能躲在“避風港”里偏安一隅。建國后，劉龑采取了諸如睦鄰友好、澄清吏治、發展經濟、推動文化的措施，為維護嶺南地區的安定局面，為促進嶺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劉龑的身上難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如，他妄自尊大，蔑視后唐皇帝為“洛州刺史”;他殘忍苛酷，動輒使用“刀鋸、支解、刳剔之刑”;他愚昧迷信，聽信“術者言”改名字、改年號;他狂妄不羈，每每對人說自己“恥為蠻夷之主”。最出格的，還是他執政期間窮奢極欲的“風流”生活。

“風流”，有游獵型的，有荒淫型的，有好色型的，有奢侈型的。劉龑是商人后裔，骨子里的銅臭基因，使他的“風流”主要表現為斂財和享樂。據史籍記載，劉龑“好奢侈”，極盡享樂之能事，常常攜愛妃寵臣四處游巡，“疊石為道，名曰‘呼鸞夾’，栽甘菊芙蓉與群臣游宴”(《廣州志》);劉龑很貪財，所到之處，地方官員都競相進奉，在國內無論誰擁有珍寶，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劉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舊五代史》)，通過做生意獲取大量財富，“廣聚南海珠璣”。(《資治通鑒》)。此外，劉龑還于大有三年(930年)十月，派“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劉龑在位時，“悉聚南海珍寶”(《新五代史》)，庫房中的珍奇異寶如同山堆。劉龑一入庫，就流連忘返，廢寢忘食;遇到北方商人來南漢，往往要召到皇宮，向他們炫耀珍寶，以富有相矜夸，“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新五代史》)劉龑搜集大量珍寶，除了自我陶醉和對外夸富外，還用在了修建宮殿方面。在位期間，劉龑“惟治土木，皆極環麗”(《南漢書？高祖紀二》)，“唯以治宮殿為務”(《五國故事》)，其宮殿“凡數百，不可悉數”，“離宮千余間”，“三城之地，半為離宮范圍”。尤其是他修建的昭陽、秀華等宮殿，一律“飾以金碧翠羽”。(《舊五代史》大有七年(934年)，劉龑修建昭陽殿時，黃金飾頂，白銀鋪地，殿中開設水渠，渠底遍布珍珠，又將水晶琥珀雕琢成日月形狀，鑲嵌到東西兩柱的頂端，即《南漢書？高祖紀二》中記載的“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檐楹榱桷，亦皆飾之以銀。下設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為日月，分列東西樓上”，在宮殿之中就能看到山川河流之美，日月星辰之光。劉龑晚年修建的南薰殿，更是窮極艷麗。據《清異錄》記載，“劉龑僭大號，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對此，《南漢春秋》載，“南漢高祖曾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清閑供》載：“先主建南薰殿，柱皆鏤空，各置爐燃香其中。”

“通透刻鏤”“置爐燃香”“有氣無形”，南薰殿到底有多華麗，現在根本無法想象。這種規格，這份氣派，就連以奢侈聞名的隋煬帝，也是望塵莫及的。或許是對自己獨具匠心的沾沾自喜，或許是對隋煬帝風流人生的不屑一顧，劉龑謂左右曰：“煬帝輪車燒沉水，卻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

《清異錄》中也記載，“上謂左右：隋煬帝論車燒沉水，爭似我二十四個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后人根據這一史實，作詩曰：“南薰宮殿迥凌虛，暗炙龍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匹，車燒沈水笑粗疏。”在時局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在政權頻繁交替的特殊年代，劉龑既無遠慮，又無近憂，終日沉溺、消磨在“安樂窩”里，神仙般的過著風流、奢侈生活，史所罕見，世所罕見。

大有十五年(942年)三月，劉龑在金碧輝煌的“仙境”中，依依不舍地病死于廣州，時年54歲，謚號“天皇大帝”，廟號高祖，葬康陵，即今番禺新造鎮北亭青崗山。為防止盜墓，劉龑臨終前令墓道以鐵水澆鑄，使人“不可啟”。然而，明朝崇禎九年(1636年)的一次雷擊，還是讓牢固的康陵出現了縫穴，附近農民發現墓中有12個金人，18個銀人，地面以“金蠶珠貝”所筑，寶鏡“光燭如白日”。最神奇的是，一尊寶硯的硯池中“有一玉魚能游動”;一個碧玉盤加滿水，“有二金魚影浮出”。至于其他珍異物甚眾，不可指識。這些奇珍異寶，后被當地官民“搜發無余”，正所謂“取之于民，還之于民”。這是后話。

劉龑死后，他的兒孫們受其影響，個個荒淫殘暴，廣聚珠珍，大興土木，性情更加暴戾，行為更加放縱。中宗劉晟建乾和殿，鑄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末帝劉鋹建萬政殿，一柱之飾費白金三千錠，以銀為殿衣。他們敲骨吸髓，使廣州一帶變得財盡民窮，就連珠江南岸的莊頭小村，也被他們劃作風流快活、尋歡作樂的離宮。大寶十四年(971年)二月，南漢被北宋一舉攻滅，劉鋹也成為趙匡胤的階下囚。南漢從建立到滅亡，共傳四帝，凡55年。華夏一統，固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一個政權如果從“根上”就開始腐朽，那么，這個政權離著滅亡也就不遠了。興于憂患，亡于安樂。身為開國皇帝，卻要和亡國皇帝隋煬帝比“風流”，劉龑無疑是南漢衰敗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