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征伐東吳，結果在夷陵被東吳的陸遜打敗。這場夷陵之戰被稱作是三國三大戰役之一，此后三國再也沒有這樣的大戰。劉備失敗后，逃歸回到蜀漢國境內，在永安城安頓下來，從此一病不起，于第二年四月病逝于永安宮。可以說，劉備之病，是因為打了敗仗羞愧惱怒有著直接的關系。

劉備起兵，是打著為關羽報仇的旗號，起兵之初張飛被殺，也是間接死于這場戰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備的夷陵之敗，是舊仇未報又添新恨。可是，劉備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八月兵敗，十月卻和東吳講和了。和約雖然是由孫權首先提出來的，但劉備為什么要放著這新仇舊恨不報，而要和孫權講和呢？

兩家同樣面臨著來自曹魏的威脅

戰役之初，孫權為了防止兩面受敵，只好向魏國的曹丕稱臣，以便專心對付劉備。曹丕讓大臣討論，要不要出兵和吳國一道征伐蜀國？大臣王朗認為，雙方還未交兵，這時候不應出兵。要在他們勢均力敵時，出兵促成勝敗局勢。即便這樣，也要選擇有利時機有利地形出擊，一戰成功不留后患。曹丕采納了王朗的建議，后來劉備失敗，蜀國留在江北的黃權部隊投降了魏國。可以說，魏國這是不戰得利。從東吳來說，盡管取得了夷陵之戰的勝利，但自己的消耗也同樣是很大的。

如果這時候劉備繼續來攻，孫權很可能面臨著魏國方面的夾擊。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東吳八月打敗了劉備，九月就遭到了魏國的攻擊，只是由于孫權早有防備，戰事才沒有形成規模。所以說，孫權首先提出來講和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兩國始終處于一種敵對狀態，這是魏國最愿意看到的局面，因為在“鷸蚌相爭”之后，得利的肯定是魏國這個“漁翁”。不管是兩敗俱傷還是一方徹底打敗了另一方，魏國都會是輕而易舉地出來收拾殘局。也就是說，吳、蜀兩國交戰，魏國一定會從中得利，繼續對抗下去，魏國就會繼續得利。劉備和孫權都明白這一點，所以兩家必須暫時講和。

那么，除了這個大的戰略態勢，從劉備自身來說，為什么要和東吳講和呢？

蜀漢國已經無力再戰劉備東征，帶走的蜀漢國兵力，一說是四萬，一說是五萬，因為劉備幾乎是只身逃歸，江北的黃權部隊又整體投降了魏國，所以說，這支東征部隊是全軍覆滅。劉備原來由關羽率領的部隊也是全部被殲滅和收編，所以，劉備這次東征應該是蜀國半數以上的軍隊。三國時期，蜀國人口不過百萬，整個國家又能動員多少參戰人員？劉備失敗，人員損失巨大，武器裝備軍需物資更是一樣也沒有帶回來，可以說，劉備的這次損失，是大傷了蜀國元氣，輸了個一干二凈。

劉備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占領成都，劉璋投降，到章武二年(公元222)和孫權簽訂合約，前后不過八年時間。在這八年當中，劉備多是靠著自己的威望來統治這一地區，實際上并沒有完全把內部整合成一體，后來的朱褒、雍闿反叛就是證明。所以說，無論是內外形勢還是蜀國的戰爭動員能力，劉備都沒有能力再主動一戰。這和他的遺囑留李嚴鎮守永安不一樣，李嚴是防守，防守作戰可以全民動員。總起來說，既然無力主動一戰，孫權來講和，可以說是正中下懷，劉備又怎會不同意呢？

劉備感覺自己來日無多，他要給兒子留下一份政治遺產

劉備是在章武二年秋天的八月收兵回到巫縣的，當年十二月就已經病得很重了，這當中，十月將諸葛亮招來，讓他負責在成都營建南、北郊祀的祭壇。這說明，劉備很清楚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么，也就是說，劉備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了。所以，當孫權派使者來請求講和的時候，劉備馬上就同意了，還派出了太中大夫宗瑋前去辦理此事。

劉備辦理此事，還有在為兒子留下一份政治遺產。假如將此事留給兒子，這件事情會讓劉禪非常為難，不講和，外部環境不允許這樣做;講和，又明顯要背負著和“殺父仇人”媾和的沉重壓力。劉備把這件事處理完，劉禪在以后完全可以不帶任何負擔，只根據現實的形勢去做就行了。

當然，不管是外部形勢所迫還是內部現實情況讓劉備必須這樣去做，都反映出劉備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勇氣。一個皇帝，能夠承認自己失敗已經不易，失敗后能夠和對手講和更是難之又難。劉備能夠不顧面子、不計前嫌和孫權講和，的確不是每一個集團首領都能夠做到的。在三國鼎立之前，劉備的處境并不算太好，尤其是和曹操、孫權相比，那更是相去甚遠。但一個個有實力的諸侯都灰飛煙滅之后，劉備卻最終有了一個國家，通過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劉備的非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