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北伐，有基礎：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敵愾，要求驅逐胡人;有機會：當時北方匈奴與胡羯石氏相爭，形勢有利于東晉;有成果：北伐八年，連戰(zhàn)連捷，收復了幾乎全部黃河中下游以南廣大地區(qū)，迫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但就是這樣千載難逢、利國利民的壯舉，東晉最高統(tǒng)治者晉元帝司馬睿不僅不予支持，反而給予掣肘牽制，祖逖因此憂憤而死，北伐也功敗垂成。每每讀史至此，扼腕嘆惜之余，總也憤憤不平，疑惑縈繞：晉元帝為什么不支持祖逖北伐？

鞏固皇權比北伐重要。東晉政權是西晉門閥地主統(tǒng)治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出現(xiàn)了幾家北方士族輪流執(zhí)政的局面，皇帝實際上沒有什么權力。“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zhí)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晉元帝司馬睿作為開國之君，中興之主，也不例外。西晉末年，司馬睿移鎮(zhèn)建業(yè)，在北方士族大家王導、王敦輔助下，優(yōu)禮當?shù)厥孔澹瑝浩脚褋y，慘淡經(jīng)營，始得在江南立足。

317年，司馬睿依靠北方和江南大族建立東晉，軍政大權全歸王氏：政治上由王導主持，軍事上依靠王敦。司馬睿第一天登皇帝位，竟讓王導同坐;元帝對王敦，有過“請避賢路”的表示，故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傳言。皇權不顯，帝威不揚，臣強君弱，為歷史所罕見。司馬睿對大權旁落自然心懷不滿，引用劉隗、刁協(xié)、戴淵為心腹，企圖排斥王氏權勢。劉、刁維護皇室威權“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調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客，以充兵役，欲與王氏相抗。當然，鞏固皇權必將遭到當權士族大家的激烈反對，而且從結果看，這種努力也并未成功。但是從東晉初年晉元帝的主要活動來看，鞏固皇權當推首位，自然比北伐重要得多。

政局動蕩，無意北伐。東晉偏安江南，江南雖無西晉末年戰(zhàn)亂之禍，卻也并不安寧。階級矛盾、地主階級內部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形成非常復雜的政治局面。東晉政權便是建立在各種矛盾之上的。特別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離心離德，勾心斗角，為爭掌權力經(jīng)常火并，使東晉政治極不穩(wěn)定。比如：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幾近水火不容。對統(tǒng)治特權的分配和規(guī)定，南方士族頗多怨恨。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矛盾也很復雜。“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穩(wěn)的司馬氏政權，也反映了東晉一代皇室與僑姓大族的斗爭。君弱臣強是“共天下”的基礎，君強則自然會改變這種局面。

這方面的斗爭也劍拔弩張、氣氛緊張。元帝為加強皇權，內疏王導，外遠王敦。王敦為發(fā)泄不滿，在王導縱容和南方士族的援助下，積極準備內亂，與朝廷相爭，元帝也沒有占到多大便宜。此外，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之間也矛盾重重。總之，面對東晉初年政局的復雜動蕩，元帝也無多少良策，時常陷入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的尷尬之中。為鞏固在江南的統(tǒng)治，對北伐也就無多少熱心。

祖逖實力大增之后，司馬睿疑忌北伐。祖逖早在東晉建國之前就向司馬睿力主北伐，司馬睿不便拒絕，任命他為空頭的豫州刺史，只千人糧餉，三千匹布，軍隊則自行招募。但祖逖并不灰心，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屯兵淮陰，鑄造兵器，募得二千人，以此北伐。以這不象樣的武力，誰能說大有成功？但祖逖居然大獲成功。其間原因很多，除了本文開頭介紹的以外，有必要指出的是，祖逖對于北伐功莫大矣。

他有堅毅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不蓄私產(chǎn)、不循私情的高尚人格，審時度勢、周密決策的能力。祖逖北伐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是故由弱變強、由小變大。但祖逖實力的發(fā)展引起了東晉元帝的不安，害怕勢力大了難以控制，乃派吳若思牽制，祖逖感北伐大業(yè)難成，憂憤而死，北伐功虧一簣。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兵力，對于手握重兵的將領一方面有所倚重，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這本身就是君弱臣強政治的反映。但元帝顯然不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明顯缺乏一種駕馭復雜政治局面的能力。

以北伐為例，祖逖實力發(fā)展是一個事實，但倚重他既可防土著豪族的專橫，又可防北方胡人的南進，可以說祖逖的力量對于馭內御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法碼。值東晉政權初立，根基尚淺，而國家又正處危難之際，對祖逖的正確使用上可安社稷，下可撫百姓。可以說天下安危系于祖逖，其說法也不算太過分。更何況，祖逖對晉元帝如果有威脅的話，當時也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而不是現(xiàn)實的因素，而且北伐尚未最后成功。可惜的是，晉元帝只是一個碌碌無為的封建君王，他對祖逖的牽制而導致北伐的失敗，其后果慘不忍睹，河南盡為王勒復收，322年王敦叛亂，在武昌起兵，直撲建康，晉元帝憂憤病死。這完全是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可謂一招失策，千古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