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來輔佐，因此就準備請鮑叔牙出來任齊相。但鮑叔牙稱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齊國稱霸，必要用管仲為相。

管仲與公子糾一伙認為公子小白已死，再沒有人與他爭奪君位，也就不急于趕路。六天后才到齊國。一到齊國，沒想到齊國已有國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魯莊公得知齊國已有新君后氣急敗壞，當即派兵進攻齊國，企圖武裝干涉來奪取君位。雙方在乾時會戰，管仲建議當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魯莊公卻說：“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聽管仲的話，結果遭遇伏擊，魯軍大敗，公子糾和管仲隨魯莊公敗歸魯國。齊軍乘勝追擊，進入魯國境內。

齊桓公為絕后患，遣書給魯莊公，叫魯國殺公子糾，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則齊軍將全面進攻魯國。魯莊公得知后與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認為齊國要管仲不是為了報仇雪恨，而是為了任用他為政。因為管仲的才干世間少有，他為政的國家必然會富強稱霸。假如管仲被齊國任用，將為魯國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張殺死管仲，將尸首還給齊國。但鮑叔牙用計稱齊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殺管仲。且魯莊公新敗，聞齊國大兵壓境，早嚇得心顫膽寒，沒有聽施伯的主張。在齊國壓力下，殺死公子糾，并將管仲和召忽擒住，準備將二人送還齊桓公發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這是鮑叔牙的計謀，于是讓押運工人快馬加鞭趕去齊國，最后平安到了齊國，經鮑叔牙的建議，齊桓公同意選擇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禮節，親自去迎接管仲，以此來表示對管仲的重視和信任。同時也讓天下人都知道齊桓公的賢達大度。齊桓公迎接管仲后，一連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機，齋戒三日，拜了管仲為相，并稱管仲為“仲父”。

二千六百年前，曾經有過一次君王與大臣的對話，它影響了二千多年的中國政治，意義深遠。那就是春秋時期齊桓公與管仲關于有道君主與無道君主人格的一次“君臣對”。

齊桓公，姜姓，名小白。周莊王十二年(前685年)即位為君，率軍擊敗助公子糾爭奪君位的魯軍，納大夫鮑叔牙之諫，釋怨于政敵管仲，以其賢能重用為相。一天，齊桓公與管仲進行了一次對話。

齊桓公問道：何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條“有道君主”的標準。其一，崇敬山川、宗廟、社稷，依禮祭祀。其二，對有功舊臣要撫恤救濟，使其富有。其三，團結武臣，使其為國效力。其四，重用貞廉、正義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其五，刑政明察，四時無失誤，人民不憂，五谷豐登。其六，國內外和諧相處，四鄰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戰爭。其七，接受鄰國來聘的幣帛，以懷其德，接受以制令來告者，以為法式。

管仲與齊桓公的這番“君臣對”，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統治方法的討論。

管仲，史稱管子，為齊國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譽，他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書傳世。《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儒、道、陰陽、名、兵、農的觀點，其中一些篇章被學術界認定是記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書既顯露了春秋時學術多元，又表現了管仲學派的綜合意蘊，其論道講德，不離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話題——道德之意。《管子·四稱》篇章中的“君臣對”，論述了君主應該具備哪些優秀人格、應該摒棄哪些惡劣人格。所謂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也指個人的道德品質。國家的興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還具有極強的教臣育民的導向功能，直接感染著民眾的行為傾向。

在這場“君臣對”中，管仲從多方面論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規范和執政理念，意義深遠。其一，君主應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為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君主，治國安邦必須尊崇禮，提倡禮，在其人格上，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應是“為民除害興利”的正義化身。作為統治者，君主要實現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為民興利除害。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備為民興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惡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應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則”的穩定和統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應具體體現在其穩定和統一的言行中。君主穩定和統一的言行直接影響著民眾的行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春秋時代的齊文化崇尚禮義道德，重視社會的道德教化。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支的齊文化，其崇尚的禮義，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構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宗法關系。齊文化的特點是十分重視君主在社會人倫宗法關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不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樣子，臣子當然就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的樣子，兒子當然就不像兒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辦事，臣子就會超越應守的規范。上下不和，政令就無法通行。君主必須有立君道的自覺意識，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國家權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趨其利而不講義。管仲在“君臣對”中對齊桓公例舉以往無道君主的過失，來以資為鑒。

管仲在“君臣對”中，非常強調君主人格具有的教臣育民導向功能。所謂“圣人在前，貞廉在側，況稱于義”，就是這個道理。首先，君主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要擔負起教臣育民的社會職責。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眾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設立負責糾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

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見，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習俗背離禮教的，人們就會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惡引導著社會民眾的心理傾向。民眾具有以君主的好惡作為己之好惡的社會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決定著民眾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謂“道德定于上，則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眾有可遵守的軌道和規范，社會就會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