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陽周(今屬陜西延安)的一間囚室里，受新皇帝胡亥吩咐消磨而來的一名使者正高傲地對著一位階下囚訓話：“你本人罪孽太多，已經不可赦免，而你弟弟又犯罪當死，按大秦的律法，你應被連坐處死。”

聞聽此言，這位叫蒙恬的階下囚自顧自地傾訴起自己家族的輝煌戰史，及其本人為秦帝國立下的豐功偉績。使者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嘮叨，告訴他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此時，絕望無助的蒙恬只好長吁短嘆：“我為何會無罪而被殺掉啊？”

過了一會兒，眼中含淚的蒙恬想起了自己率軍民筑長城的往事，遂用低沉的聲音緩緩說道：“是啊，我罪大惡極，本來就該被處死。萬里長城就是經我的手完成的，筑長城，挖壕溝，這中間能沒有截斷大地脈絡的地方嗎？看來，這就是我的罪過。”

言畢，這位威震大漠南北的一代名將吞藥自殺。

出于對秦二世胡亥和巨奸趙高的憎惡，很多后人對被他們殺掉的蒙恬兄弟和其所效忠的公子扶蘇報以深深的同情，甚至認為如果蒙氏兄弟不死、扶蘇即位就能夠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走向。

然而，這種廉價的同情究竟結果代替不了真實的歷史。蒙恬之所以會走到被冤殺的末路，絕不是“絕地脈”這三個字就可以釀成的，他對時局的嚴重誤判也是導致他悲摧命運的最主要緣故原由。

作為秦國將門之后，蒙恬在秦統一六國的戰爭后期才嶄露鋒芒，所以只撿了個收尾的戰功——滅齊。要知道，齊國已經四十多年不修武備，其宰相還是秦國早就安排好的間諜，所以蒙恬率領的秦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齊都臨淄。這樣白撿來的戰功，和老將王翦用傾國之兵決戰苦戰滅楚一比，估計蒙恬都不好意思提起。所以，靠著秦始皇榮寵上位的蒙恬當然想獲得更大的發展機遇，以鞏固自己九卿之一的地位，可是，當時天下已經統一，哪還有仗可打？

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苦苦等待的機會終于出現了。秦始皇在第四次出巡全國時，看到了方士盧生獻給他的一幅寫有“亡秦者胡也”的圖讖。出于對亡國的恐懼，秦始皇未與大臣們詳細朝議，就直接出動30萬大軍北擊匈奴。

當時的匈奴并未強大到可以威脅大秦帝國的程度，蒙恬作為掌管咸陽軍政大權的高官，對這個事實應該是心知肚明的。秦始皇本人當局者迷尚可以理解，而作為觀察遲疑者的蒙恬若不清楚就說不過去了。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蒙恬利用這個圖讖，來謀求私利的最大化，以實現其政治野心。

蒙恬在此后的幾年時間里，先后辦了三件大事。他先是以“若鷙鳥之追群雀”之勢，未經大規模戰役就奪取了匈奴的戰略要地河南地(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帶);而后他又大量遷徙人民充實邊境郡縣，為防備匈奴反擊又征發數萬民夫修筑橫跨北方萬余里的軍事屏障—長城;他還動員軍民截斷山脈，填塞深谷，為秦始皇巡游天下開全長1400里的直道，從九原郡(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一直通達甘泉宮(今陜西淳化)。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就有實行苛政、暴斂于民的傳統，統一之后的領導層更是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作為這些規模浩大的軍事行動和工程建設的主要負責人，蒙恬當然知道如此濫用民力的后果是以犧牲萬千百姓利益為代價的，但是他仍然沒有和皇帝抗爭，致使“死者不計其數……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這足以看出身處統治集團高層的蒙恬，不僅是秦始皇急政的主要執行者，還為了一己之私，把本來就尖銳的階級矛盾推向了迅速激化的邊緣。

蒙恬在臨終吞藥之前，之所以會仰天長嘆地將自己的死歸結于虛無縹緲的“絕地脈”，其實就是想以此來遮蔽他那未曾完全實現的私心和野心。靠著征匈奴、修長城等“赫赫功勞”上位的蒙恬，下一步計劃就是當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沙丘之變時，趙高就曾說：“扶蘇剛毅勇敢，他繼位后必將任用蒙恬為丞相。”)為實現這個計劃，蒙恬竭力搞好和當時公認的皇位繼承人公子扶蘇的關系。若不是秦始皇突然死亡而帶來的意外變故，蒙恬肯定會在這種押寶式的政治賭博中獲得巨額回報。

但是，比蒙恬更有私心的趙高和李斯合謀將這場豪賭的結果徹底更改了。在北方軍營里耐心等待更好機會的蒙恬最終等來的是那個拿著趙高篡改后的遺詔來要扶蘇命的使者。頭腦簡單、未經世事磨煉的扶蘇自行了結生命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回響反映，這讓在旁邊的蒙恬錯愕不已——精心選擇的一手好牌轉眼間變成了爛牌，接下來還怎么玩啊？

當然，蒙恬還有一種選擇，那就是起兵造反。可是一旦如此，他平素一直小心隱匿的野心就會被徹底撕去外包裝，到時候該拿什么來號召和動員那些都恨死了秦朝暴政(包括他本人)的士卒和民夫呢？于是，他甘愿被囚禁，甚至愿意以死來保住蒙氏家族的榮光。

千余年后，一名南宋詩人用一首“絕漠功雖大，長城怨亦深。但知傷地脈，不悟失人心”來詠嘆蒙恬這位可憐之人，語言雖短，道理卻深。往古來今，有多少像蒙恬這樣才大功亦大之人，倒在了“失人心”這三個字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