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臣張英喜歡早睡，“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夢境清明，神酣氣暢”。漏下二鼓，指晚九點。有人開玩笑說，為什么不找點樂子呢，譬如請同僚小酌幾杯啥的。可惜不成啊，當(dāng)時都察院有禁令：“文武官員，私宅免見。”做官的不許串門子，洗洗睡吧。

私宅免見，在古代就叫“謁禁”或“禁謁”。謁禁，指不許接待來訪者;禁謁，指不許隨便拜訪別人。這個制度據(jù)說是宋仁宗晚年首創(chuàng)，目的是為了抑制官場“干進”與請托之風(fēng)，后來推廣至百司衙門，門首豎立一個謁禁的小牌牌，某些司法律政機構(gòu)如大理寺、臺諫等還要加上“不許出謁”的提示。

因為這個制度，時任諫官的司馬光與他的老師——退休宰相龐籍，曾比鄰而居，卻如隔河漢，多年不能謀面。

謁禁制度固然很冷，亦有悖人情社會之傳統(tǒng)，但對于堵塞“后門”、根絕“圈子”，預(yù)防腐敗和山頭主義，效果還是明顯的。

《青箱雜記》云：“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托，而法官尤甚。”官員跑關(guān)系跟鴨子趕趟似的，可想而知，法紀廢弛到了何種地步！然嘉祐三年推行謁禁后，官風(fēng)迅疾為之一新，“任事蔑殘刻之人，決獄多平允之士”，短短數(shù)年而成“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確乎下了決心，當(dāng)時的政論家陳師錫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甚盛之時，遠過漢唐。”

讀史常讓人揪心之處，莫過于革故鼎新后又回到原點，你看歷史上的那些變革，哪一次不是變了廢掉，廢了又變，變了再廢？到末了都是無用功，謁禁制度亦不例外。宋徽宗起用“六賊”之后，謁禁幾成擺設(shè)，許多官員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蔡京府邸，干嗎呢？不奢望見面，而是將“孝敬”放門房，順便簽到留個名兒，萬一被太師看到了呢。

謁禁一弛，像劉邦那樣假裝“賀錢萬”，騙走呂家姑娘的事兒，還不過是笑談;而攸關(guān)百官作風(fēng)問題，就得嚴肅了。當(dāng)官員變身“交際族”，背后暗藏了什么不消多說，今天的百姓都知道，無非升學(xué)、就業(yè)、謀職、升遷、生意、拿項目和訴訟而已。譬如蔡京就嘗到了甜頭，明碼標價賣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譬如“六賊”成了朋黨，互相勾結(jié)，把持朝政，打擊異己，搜刮民財，貪污腐敗，無惡不作。于是，方臘反了，金兵來了，國家亡了。可見官員的作風(fēng)問題，實在小覷不得，人心向背，盡在其中;不重視之解決之，霸王別姬，在所難免。

當(dāng)歷史的車輪吱吱呀呀走到晚明，由于嘉靖、萬歷二帝數(shù)十年的怠政，謁禁制度再次被當(dāng)做了廢紙，滿朝皆是交際族。

吏部尚書趙南星指出：“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鉆刺為風(fēng)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dāng)然，以徇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沒了謁禁制度的約束，以至朝野處處幫派，黨爭頻仍。更有甚者，官員們交際成癮：每天上午，盥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到了午時，交際完畢，去衙門上班，“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沒幾年，大明朝也亡了。

清初幾位皇帝，是善于汲取歷史得失的，在謁禁上打了一場持久攻堅戰(zhàn)，特別是雍正皇帝，不惜背負“刻薄寡恩”之罵名，官員作風(fēng)建設(shè)創(chuàng)造了“奇跡”，史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為乾隆盛世奠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