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歷史如何評價王安石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蕓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啟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呂思勉：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