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中對于法律責任的追究，固然規(guī)定了重刑來實現(xiàn)自己的主張，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法網(wǎng)之嚴密。相比刑法的重刑主義，法律責任的嚴密可能更能起到警戒作用。商鞅改革的另一個啟示，就是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讓社會的上中下層都予以信服，形成改革的合力。回顧商鞅改革的歷史，其立法思想有的值得借鑒，如立法引導改革和注重法律實效，有的則應予以反思并修正，如重刑主義思想。

立法引導改革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jīng)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fā)展，后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具體立法主要是九個方面內容。其一《田論》，立定廢井田、開阡陌、田得買賣之法令。其二《賦稅論》，拋棄貢物無定數(shù)的舊稅制，使農(nóng)按田畝、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納稅之新法。如此則民富國亦富。其三《農(nóng)爵論》，農(nóng)人力耕致富并多繳糧稅者，可獲國家爵位。此舉將真正激發(fā)農(nóng)人勤奮耕耘，為根本的聚糧之道。其四《軍功論》，凡戰(zhàn)陣斬首者，以斬獲首級數(shù)目賜爵。使國人皆以從軍殺敵為榮耀，舉國皆兵，士卒奮勇，傷殘無憂，何患無戰(zhàn)勝之功？其五《郡縣論》，將秦國舊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締，設郡縣兩級官府，直轄于國府之下，使全國治權一統(tǒng)，如臂使指。其六《連坐論》，縣下設里、村、甲三級小吏。民以十戶為一甲，一人犯罪，十戶連坐，使民眾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戰(zhàn)立功。其七《度量衡論》，將秦國所行之長度、重量、容器一體統(tǒng)一，由國府制作標準校正，杜絕商賈與奸惡吏員對庶民的盤剝。其八《官制論》，限定各級官府官吏定員與治權，杜絕政出私門。其九《齊俗論》，強制取締山野之民的愚蠻風習，譬如寒食、舉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nóng)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chǎn)，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tǒng)一了度量衡制。他禁止私斗，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于加強軍隊戰(zhàn)斗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zhí)行。由于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后秦統(tǒng)一全中國的基礎。應該說商鞅變法是典型的通過立法引領改革的成功案例。通過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推動改革，無疑具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優(yōu)勢。

商鞅變法對此后秦國以及秦代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的。《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xiāng)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商鞅改革過程中，注重通過強調法律責任的規(guī)定來強制老百姓遵守法律。實際上這與當時百家爭鳴有關。商鞅治理秦國十分重視刑法的懲罰作用，并且主張用重典來推行自己的政策。這種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一直影響到今天，歷次的嚴打刑事政策雖然不是治亂世，但是是這種思想的延續(xù)。今天來看，商鞅改革中對于法律責任的追究，固然規(guī)定了重刑來實現(xiàn)自己的主張，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法網(wǎng)之嚴密。相比刑法的重刑主義，法律責任的嚴密可能更能起到警戒作用。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注重實效不尚空談的特征，與傳統(tǒng)的儒家大相徑庭。通過取信于君主、貴族和平民，取得社會各層的支持，共同推動改革進行下去。首先是取信于君主。從三次會面來看，商鞅在與秦孝公進行對話的時候，采取了以退為進、不斷試探、步步為營的策略。也有可能在當時的情形下，士在面對君主的時候并無太多選擇余地，而是要根據(jù)君主的喜好來看碟下菜。只有當孝公明確對王道和儒家禮治思想沒有興趣之后，商鞅才好拋出自己最擅長的法家治國思想。其次是說服貴族同意。商鞅的變法并非一帆風順。一開始就遭到了舊貴族的強烈反對。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鞅的意思是治國的方略不能一概而論，國家的治理要根據(jù)當時的情形來制定。但是有一點比較明確，商鞅提出改革必須要立法，而不是無法而行。

再次是取信于民，具體說來采取了立木為信的做法。商鞅起草了一個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下命令說：“誰能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的，就賞十兩金子。”不一會，南門口圍了一大堆人，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根木頭誰都拿得動，哪兒用得著十兩賞金？”有的說：“這大概是左庶長成心開玩笑吧。”大伙兒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沒有一個敢上去扛木頭的。商鞅知道老百姓還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賞金提到五十兩。結果賞金越高，看熱鬧的人越覺得不近情理。正在大伙兒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中有一個人跑出來，說：“我來試試。”他說著，真的把木頭扛起來就走，一直搬到北門。商鞅立刻派人傳出話來，賞給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澄澄的金子。這件事立即傳了開去，一下子轟動了秦國。立木為信的故事，用現(xiàn)代的觀念來看，其實就是法律的實施效力問題。如果國家頒布的法律沒有發(fā)生實際效果，那么意味著國家的信用度下降，法律本身缺乏權威，立法也是徒然。所以這里涉及改革與立法之間關系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如果國家制定出來的法律規(guī)則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那么制定再多的法律規(guī)則也沒有意義。

商鞅在第三次會面時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國思想和具體法律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法律規(guī)則比較切合人的實際，對于老百姓建功立業(yè)產(chǎn)生了最大的激勵，相當于最大程度地鼓勵全民創(chuàng)業(yè)，為出身下層的老百姓打開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從經(jīng)濟學的視野來看，商鞅是制度經(jīng)濟學的運用大家。通過制度的改變來最大程度地激勵老百姓去建功立業(yè)。另外，商鞅的九論的規(guī)定特別富于操作性。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其實質就是國家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