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貴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難身世演變為改造社會普濟天下蒼生的動力，相反因為自己沒有學問，便對有學問有才能的人嫉妒得發狂。像胡惟庸、李善長、劉基等人，都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們三人智慧的結晶。宋濂也是出身貧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會同病相憐，朱元璋早期也確實如此，但宋濂太有學問，朱元璋最終還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當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來跟他講，文人好挖苦毀謗，不能相信，還舉了個例子，說是張士誠原名叫張九四，后來當了王爺，請文人給他重新取個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誠，孟子書上說：士，誠小人也。其實那文人暗罵張士誠是小人，張士誠哪里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發現有這句話。從此以后他的疑心變得更加嚴重，對文人分外提防。因為朱元璋是皇帝，操縱生殺大權，這就不僅僅是疑慮和猜忌的問題，加上他偏執的性格，結果就變得非常可怕。

到后來，對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殺的方式，以絕后患。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四人并稱“吳中四杰”。高啟被腰斬后不久，楊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罰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過了幾年，徐賁被下獄死;張羽被貶嶺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難免一死，遂投江自盡。蘇州文人姚潤、王謨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態度很明確：我叫你來，你敢不來，我就殺掉。這些不肯應召的人都被斬首抄家。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師。朱元璋問他們：“以前世道亂的時候，你們住在哪里？”夏伯啟答道：“紅寇(指朱元璋最早參加的紅巾軍)作亂時，避居于福建、江西兩界間。”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啟心懷忿恨，認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訴夏伯啟說：“朕知道你夏伯啟是故意提到紅寇作亂，有其他的意思。你們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將你們斬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們。”派人將夏伯啟叔侄押回原籍處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壇領袖楊維楨一人例外。楊維楨詩名滿天下，號“鐵崖體”。他從元朝辭官后，縱情山水，對仕宦名利淡不經意。張士誠割據東吳時，曾盛情邀請楊維楨，但楊維楨不為名利所動。

張士誠又叫人征求意見。楊維楨回了一封信，指斥張士誠的缺點，預言他必有外禍。后來果然如此。朱元璋統一全國后，聽說楊維楨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楊維楨被朱元璋派人強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書告辭回家，并寫了一首《老客婦謠》明志。此時楊維楨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殺之無益，朱元璋才勉強放過了他。宋濂還特意作詩為楊維楨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贊譽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權要獨攬，連小權力也要攬在手里。這樣的皇帝自然當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也沒有娛樂，完全是一個工作狂。因為主要的工作是批閱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別討厭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鋪墊，賣弄經濟學問，冗長卻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讀了六千多字后還沒聽到具體意見，全部是空話。朱元璋大發脾氣，派人將茹太素叫來打了一頓。

第二天又讀，讀到一萬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問題，建議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關主管部門執行。又告訴茹太素，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講清楚了，卻羅羅嗦嗦地說了一萬七千字，這是繁文之過。朱元璋還特意將這件事情寫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國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異，可劉邦沒有那么濃烈的自卑心理，對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長分別委以重任。劉邦的智囊張良、陳平、蕭何和胡惟庸、李善長、劉基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命運有天壤之別;前者一直得到劉邦的禮敬并壽終正寢，后者則被朱元璋處以極刑且殊滅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