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江浙兩省官員的小日子可不好過，一伸手，必被捉。

嘉慶四年，一代巨貪和珅伏法，抄家發現，其財之厚曠古絕今。朝野額手稱慶之余，也出現了種種“救世”之聲。

為何要“救世”？和珅控制朝政十余年，致使腐敗橫行、吏無官德、廉恥失盡;這種墮落風氣也直接波及到民間，使得整個社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清王朝亟需扭轉乾坤。裝老年癡呆好多年的劉墉，忽然“輕健如故，雙眸炯然”，提出了“革漕弊以匡政”的主張;而那位時常犯二的大學士董誥也忽然聰明了許多，悍然提出“循法以救正”的思想。也正是在這一年，那位假裝落水生病以躲避政敵七年之久的岳起，也忽然病愈出院，起復為江蘇巡撫。

岳起，原本并不姓岳，他是滿洲鑲白旗人，鄂濟氏，學歷不高，舉人出身。和劉墉、董誥等人的救世主張所不同的是，岳起的主張似乎更為全面且到位，每一件事兒都能落到實處。他在江蘇乃至總督兩江期間，主要干了兩件大事。

一是抓吏治。他在奏疏中指出，吏治之弊，在于“無處不以賄為通融”;解決之道，“除弊當絕其源”。為此，他首先拿常州知府胡觀瀾和鹽政徵瑞的長隨高柏林開刀，將他們互相勾結“派捐修葺江陰廣福寺”一案辦成了鐵案，除罷官之外，還將所耗捐費二萬余串作為罰金，責成二人分償。以此警示官員，百姓是不可以隨便搜刮的，想巧立名目謀利益謀政績，那是自毀前程。

他還想了一招更絕的，將地方財政結余全部上繳國庫。此招堪稱釜底抽薪，從源頭上杜絕了貪污挪用之弊。清代兩江是賦稅重地，地方上油水頗多，各地官員削尖了腦袋也要謀江浙之缺，目的就是為了發財。岳起是個明白人，一點也不給這些財迷官員留空子，本該分給總督的揚州超額關稅，他一分不要，全部解送京城，還下令革除這一陋習。一把手做了表率，屬官們還有啥可說的？反正衙門小金庫里也沒有多余的錢，于是乎，大小官員“無從更生觀望冀幸之心。”

那幾年，江浙兩省官員的小日子可不好過，一伸手，必被捉。比如丹徒知縣黎誕搞虛假政績，被岳起劾罷之;工部派駐江南河道的官員莊剛、劉普等侵吞河工血汗錢，吏員莫澐在任所開小賣鋪，運貨囤積，牟取暴利等，都被岳起繩之以法。所謂風清才能氣正，普通民眾雖然屬于沉默的大多數，但是官風的變化，他們還是能感知且能被感染的，所以，吏治是救世之本。

二是禁奢俗。“奢靡之始，危亡之漸”。

清代自建立之初也曾大力去奢從儉，然而，乾隆中期起，皇帝好大喜功，揮霍無度;和珅“窮奢極侈，以珠佐食”。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為奧援”;再加上旗人逐漸喪失了關外淳樸之風，也開始追求奢靡的生活，整日提籠架鳥，出入戲園，沉迷于聲色犬馬之中，波及至整個社會，奢靡之風也是刮得呼呼的響。史載，當時許多富豪之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一筵所需幾費中人之產”。岳起赴任江蘇之后，通過身體力行、政府號召以及出臺法規等措施，大力提倡節儉，希望扭轉這種風氣。

身為封疆大吏，他只有幾個仆人，出行時連侍衛也不帶，更別說肅靜、回避等儀仗了;對于下屬，他作了嚴厲要求，“無事不許宴賓演劇”，敢犯者，一經發現，絕不寬縱;官方嚴打“腐敗文化”，民間也得跟上，他又下令，“禁游船聲伎”。江蘇巡撫治所在蘇州，大概其蘇州河上的鶯鶯燕燕一時都鳥獸散了。史家贊曰“吳下奢俗為之一變”，當是實情。然則第二年岳起升為兩江總督，治所移至南京。可想而知，秦淮河畔這個“六朝煙月之區，金粉薈萃之所”，估計也得蕭瑟如秋，雖然史書上沒說，但我們不能裝不知道。

岳起的努力，效果是顯然的。《清史稿》在評語中贊揚他“清操實政為(嘉慶朝)之冠”，因此，我個人稱之為“實政救世”。

他在人格模式上樹立了君子之范，同時又在理想追求上作了事功統一的實踐。二者相結合，十分可貴！遺憾的是為時太短了，嘉慶八年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不久遂卒，其“實政救世”思想亦戛然而止。嘉慶之后及道咸兩朝，官員依舊貪腐、世風依舊奢侈，清廉如林則徐、曾國藩者，也不能免俗。

順便交代一下，曾國藩曾極力主張并實踐道德救世，然不行實政，豈非夢囈？官員重道德講操守，固可歸納為立志做君子、修身除惡欲等等的美德，若能以力行始終，也必然具有一定的移習易俗，修補社會之功效。但是，正如獨木難成林一樣，個人的道德影響力其實是有限的。岳起曾在奉天任府尹，由于前官貪黷，他去了之后，將屋宇器用遍洗滌之，曰：“勿染其污跡也。”這種“清操”可用潔癖來形容，但是結果呢？——為奉天將軍所不容。

對于一個社會生活全面腐敗墮落的國度，不實實在在改良“土壤”，救世只怕是一句空話。岳起未竟之事業，后人尤應鑒之、擔之并踐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