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經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載垕的第三子，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彩，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于這個皇孫的出世并不高興，而是產生一種憤恨的心理。

因此，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

萬歷是穆宗的獨子，差不多是銜著玉璽出生的，6歲時就毫無懸念地被立為太子，萬歷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后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

2、登基為帝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后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托之后，掩淚而出。

第二天，隆慶帝即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歷。

3、內閣爭紛

按照隆慶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愿讓馮保做掌印太監。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松地通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沖，自己做了掌印太監。

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斗爭勢必不免，斗爭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馮保就利用高拱曾經說過的“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語把自視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趕離京城，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

4、太岳輔政

萬歷朝的前10年，朱翊鈞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個人的規范，一個是自己的母親慈圣李太后，一個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一個是內閣大學士張居正。

慈圣皇太后與太監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朱翊鈞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為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對于馮保非常畏懼，每次小皇帝與小太監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馮保的職責不但是對皇帝實行一般的教育，有時還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與張居正之間的聯系要緊密一些，實際上，正因為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歷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

張居正對于朱翊鈞的輔導和關懷無微不至，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萬歷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歷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

5、萬歷三大征

朱翊鈞親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6、執政晚期

酒色的過度，使朱翊鈞的身體極為虛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后，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朱翊鈞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愿意上朝聽政;后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復，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愿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

時朱翊鈞委頓于上，百官黨爭于下，這就是萬歷朝后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