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已經就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在關東軍的安排下，乘坐三萬五千噸的比睿號戰列艦訪問日本。當時，作為合作的標本，溥儀在日本政界視野中如日中天，日方為這次訪問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處，隨處可見揮舞小旗歡迎的日本民眾，表現出一副“日滿和諧”的姿態來。這種“其樂融融”的場面讓溥儀甚至動起了利用日本皇室擺脫關東軍控制的主意。然而，溥儀不知道的是，他這次訪問卻是暗藏殺機。根據日本最新披露的檔案，在溥儀訪日前夕，日本警方剛剛破獲了一起針對溥儀的刺殺計劃。

1935年4月14日晚上，在東京新宿三丁目執勤的日本警察發現一名行人形跡可疑，攜有武器，當即上前詢問，對方支支吾吾之下奪路逃走。日本警方對此十分警惕，因為這個時候的日本正在動蕩之中，經常有崇尚“一人一槍解決問題”的危險人物出現。“正行社”，“血盟團”等團體抓之不盡，日本首相犬養毅、浜口雄幸等先后倒在暗殺者的槍下，過幾個月這個名單還要加上永田鐵山這樣的軍務局長。甚至連設計一個東京火葬場，也能導致設計師槍殺同行。所謂軍國主義，把一些日本人骨子里不安分的因子充分調動了起來。因此，這名掉頭就跑的可疑人員立刻引發了警方的全力追捕，生怕又是哪個要刺殺要人的瘋子。

在警方的全力追緝下，犯人不久落網。此人名叫小見山登，22歲，正式職業是日活電影公司的演員。隨后的審問讓警方大吃一驚，這個貌不驚人的演員，竟然真的是一個暗殺組織的成員，他們的目標，則是即將訪問日本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小見山登，1913年生于岡山，根據其供述，他曾經在東京讀過大學，中途輟學到神戶，靠拉洋片(日本的“拉洋片”和中國天橋的把式有點兒不一樣，但性質相同，也曾風靡一時)度日，后來被日活公司看中，在幾部影片中擔任過角色。不過，這個對藝術蠻有追求的小見山并不把演員當成自己職業的全部，他同時主持一個叫做“示心塾”的詩歌協會，并開辦了一個教室，無償教授附近沒錢讀書的少年。

也正是因為這個教室，引發了日本警方對小見山的注意。他們認為此人干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大有無政府主義者或共產黨的嫌疑，而且對他一個演員如何有錢辦教室很是懷疑。因此，小見山曾經一度被特高課列入危險人物監視。然而，此后的一件事讓日本警方對小見山放了心——九一八事變之后，中日關系日益緊張，沖突不斷，小見山曾經強闖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并拔刀進行威脅，氣焰十分囂張。(中方當即奮起反擊，并引用國際公法，日本政府不得不懲處了小見山等為首惡徒。)

認識到小見山的立場沒有問題，同時調查到小見山開辦教室的錢來自他作藝妓的情人，日本警方對他放松了警惕，認為他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右翼罷了。然而，沒腦子的日本警方卻沒有想到，小見山這種“有社會責任感”的右翼，往往因為其狂熱更容易出問題！

小見山被捕后供認，他開辦的“示心塾”實際是一個政治社團。他和嫡系弟子岡島等人策劃在溥儀到東京訪問時對其實施暗殺。暗殺使用的武器為岡島搞到的手槍，這次小見山到新宿就是去踩點的，因為溥儀訪日期間預定乘坐敞篷車通過那里。此外，他們還計劃火燒蘇聯和英國的大使館。

根據日本寶島社《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記述，在官方紀錄中，小見山暗殺溥儀的目的是，他認為東亞的和平系于“中日友好”，而“滿洲國”的存在，無疑將嚴重影響這種關系。所以，他籌劃刺殺溥儀，以瓦解“滿洲國”，平息東亞的戰亂。因此，小見山被輕松放過，并成為“親華派都是麻煩制造者”的典型。戰后，小見山曾組織過十萬人簽名的活動，要求釋放日本戰犯，頗為活躍。

這種官方說法儼然將小見山放在了“親華派”的立場上，但理由似是而非。且不說殺了一個溥儀是否可以瓦解“滿洲國”，從小見山此前持刀沖擊中國大使館的行為來看，此人會有如此強烈的中日友好信念，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倒是《日本恐怖事件史》的評論頗有見地。對這次事件，該書舉出了一個令人生疑的事實——搜查獲得的手槍，是岡島從偕行社獲得的，而偕行社稱該手槍為展覽品，被岡島盜竊。似乎說得通。只是，同時“被盜”的還有子彈數十發。展品怎么可能帶著實彈？這實在是一個難解之謎。

而了解偕行社背景的人，對此不會覺得很費解——偕行社，是日本陸軍士官的俱樂部。當時日本陸軍中，正有一批狂熱的年輕軍官認為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控制不夠強勢。理由之一就是溥儀這個純粹的中國人當“滿洲國皇帝”，難以保障對日本的忠誠。他們的策劃是利用溥儀無子，迫使其退位，讓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的中國人，這有什么區別呢？區別在于日本方面為溥杰安排了皇室中被稱作“第一美女”的嵯峨浩為妻，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慢慢改變“滿洲國”的皇家血統。無論溥儀還是溥杰，對日本人強塞過來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懼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經多次要給溥儀配日本王妃，都被他婉言拒絕。溥杰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頗為無奈。

其實，就家庭而言，溥杰是一個很好的丈夫，他的溫和與修養，讓一度試圖以死抗婚的嵯峨浩深受感動，即便在戰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況下，依然堅持著對他的等待。然而，政治是政治，腦子遺留在封建時代的日本軍官們，覺得溥杰會更讓人放心一些。于是暗殺掉礙事的溥儀，就成為這些頭腦簡單的軍官們最直接的想法。不過，他們也不想給日本惹下麻煩。所以。如果案子由小見山這樣的“親華派”來做，無疑是最理想的。這種情況下，別說是需要一支槍，就是飛機大炮，只怕岡島也能給小見山“偷”出來。

這一切只是猜測，不過溥儀確實曾經為日軍試圖推動溥杰繼位而痛苦，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坦陳這讓他和溥杰從小共患難的兄弟之情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小見山的暗殺計劃，并不符合日本當時的國策。由于東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軍上層并不愿意輕易在偽滿政權內部做大的調整，以免引發不穩局勢。所以，這次流產的暗殺，就被輕易甩到了歷史的背后。

并不知道這次暗殺的溥儀，不久就得到關東軍新的“建議”——溥儀認日本的天照大神為祖先，以便進一步體現日滿合作的精神。這種事情，溥儀也只能捏著鼻子，“興高采烈”地接受了。

因為皇位繼承人引來暗殺也就罷了，連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儀心中怎樣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