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防止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加強中央集權統治，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將領們的兵權，因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決策，所以史稱“杯酒釋兵權”。

事件的具體經過，據史料記載：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來喝酒，當酒興正濃的時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從嘆了一口氣，給他們講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到不了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艱難了，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石守信等人驚駭地忙問其故，宋太祖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聽了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宋太祖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部下想要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話，軟中帶硬，使這些將領知道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鍋，一時都驚恐地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明一條“可生之途”。宋太祖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像白駒過隙那樣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后代免于貧乏而已。你們不如釋去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的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得很明白，再無回旋余地，當時宋太祖已牢牢控制著中央禁軍，幾個將領別無他法，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上表聲稱自己有病，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欣然同意，讓他們罷去禁軍職務，到地方任節度使，并廢除了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將的兵權后，太祖另選一些資歷淺，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將領。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這就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以后宋太祖還兌現了與禁軍高級將領聯姻的諾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給高懷德，后來又把女兒嫁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張令鐸的女兒則嫁給太祖三弟趙光美。

按說，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防止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加強中央集權統治，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將領們的兵權，從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舉。畢竟，宋太祖通過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種專制一方的藩鎮，在宋初逐漸消失。宋朝確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強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其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于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

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置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二是輔以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于加強皇權的政策，進一步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負面影響。“杯酒釋兵權”的負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國家逐漸陷于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難以自拔。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若僅從“杯酒釋兵權”一事的效果看，此舉無疑是令人稱道的，似乎很輕松地就解決了讓統治者十分頭疼的擁兵自重問題。但此事的“后遺癥”卻遠遠不止這些，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事實上，趙匡胤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