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云樓第一代樓主顧文彬(1811年～1889年)，字蔚如，號子山，晚號艮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等職，最后在浙江寧紹道臺的位子上請病假回到蘇州頤養天年。在人生最愜意的最后十多年里，他與蘇州士紳們交游頻繁，一度與李香嚴、吳云、沈秉成諸人舉行真率會，詩酒酬唱，游園賞畫，逍遙自在。顧文彬與俞樾的交往沒有與上述諸君那么密切，但留下的文字可以追尋當年的往事和友誼。

同治十年正月十四日(1871年)，顧文彬剛從京城歸家不久就收到俞樾的求助信，原來他想印刻《湖樓筆談》七卷，卻囊中羞澀，直言需要費用五十元，請顧老兄贊助一下。

俞樾(1821年——1907年)，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學者、文學家、經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罷官后移居蘇州，潛心學術研究，以經學為主，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等，可謂博大精深。

然而窮書生除了滿腹學問之外，始終為錢所累，其所居住的曲園還是靠親友們資助建造的，而今出書還是缺錢少金。顧文彬的個性豁達大度，熱衷公益，一生助人無數，何況是出書這種雅事，接到信后的第二天就登門拜訪俞樾，當面答應資助《湖樓筆談》的出版。顧文彬與俞樾相差十歲，都是進士出身，前者是仕途順暢的朝廷大員，后者是被老師曾國藩稱為“拼命著書”的學者。一個坦率地求援，一個熱情地資助，從以后兩人的交往看，他們的關系相當不錯。

顧文彬于同治十年過完春節就到寧波任職，在杭州拜會上司期間，就與朋友在杭州游覽四面樓，頓覺此樓與“意欲造之過云樓同，可謂先得我心。四面天井甚寬，皆環以太湖石，鑿池兩處，又有回廊亭榭點綴，即此工程非數萬金不可，非我之力所能為也”。

雖然一時能力有限，但這個夢想始終縈繞心頭。隨著他日漸厭倦官場的心情，急于想回家歸隱，其子顧承響應父親的號召，在蘇州覓地造園。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初四日，當他得知告病辭職的申請得到皇上的批準，立即賦詩一首：“感荷君恩疾許移，歡然喜氣上雙眉。始知襄宦辭官日，宛似頑童放學時。”

回到蘇州，顧文彬與兒子顧承繼續完善怡園工程，如購置湖石樹木，請俞樾、吳云、沈秉成等好友題寫匾額。怡園東邊“得屋三楹，石欄環繞，梅樹數百，素艷成林”，顧文彬為其取名梅花廳事，在其西邊有“遁窟”，窟中一室命名為“舊時月色”，此匾即由俞樾題寫。“舊時月色”四個字取自宋代詞人姜夔的《暗香·舊時月色》：“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曲園與怡園近在咫尺，俞樾說：“樂天詩云‘明月好同三徑夜’，然則怡園中月色，亦可分照曲園乎？古人千萬買鄰，良有以也！”顯然，俞顧兩人都為做鄰居而欣喜。怡園中的小滄浪東邊的石屏上，也留著俞樾的墨跡——“屏風三疊”四個字。

光緒三年五月十七日(1877年)，顧文彬再次拜訪俞樾，“送怡園記紙與蔭甫”，請他寫怡園記。園已造好，請人寫下怡園的來龍去脈及園景園貌自然非常重要，而俞樾是最合適的人選，去年十月俞樾曾應盛康所請為其寫下《留園記》，園林的歷史就這樣在士紳交游的雅趣中被生動地記了下來。

俞樾在《怡園記》中開門見山地說：“顧子山方伯既建春蔭義莊，辟其東為園，以頤性養壽。是曰‘怡園’。”他從入門“看到子孫”寫起，經“舫齋”“松籟閣”“面壁”，南行見到園中精舍“碧梧棲鳳”，折向東邊有梅樹環繞的“梅花廳事”“藕香榭”……花木扶疏，亭臺樓閣，荷池石屏，曲徑通幽，美不勝收，最后寫道“茲園東南多水，西北多山。為池者四，皆曲折可通。山多奇峰，極湖嵌之勝。方伯手治此園，園成，遂甲吳下”。

俞氏對怡園的評價既有主觀上肯定好友所造園林的美意，更多的是客觀描述，就如他所言“攀玩終日，粗述大概”。怡園與俞氏的關系還在延續，1987年“梅花廳事”匾由俞樾的曾外孫許寶骙補書，現掛在鋤月軒內，下方則是俞樾的《怡園記》。

顧文彬喜歡寫詩填詞，留下了《眉綠樓詞》八卷。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四(1872年)，遠在寧波的顧文彬思念蘇州的友人，寫了首《奉懷俞蔭甫》詩：“東望鄉關憶故人，傳鈔社稿劇清新。碧云紅葉山游剡，白露蒼葭水阻泰。遠道詩筒欣可接，新涼燈火喜相親。西泠舊有誅茅約，問字亭邊愿卜鄰。”初五、初六接連兩日，顧文彬和俞樾韻寫了兩首詩。題匾寫記、詩詞唱和是文人雅士的交流方式，有了他們的高雅，便有了鮮活如昨日的過往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