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洋人”小傳

艾倫·R·鮑因頓(Allen·R·Boynton)，美國醫務工作者。1901年12月11日出生于紐約。1928年，鮑因頓夫婦在上海美國安息日會創辦的衛生療養院作培訓護士工作。1937年，應邀來到武漢管理剛開辦的武昌東湖衛生療養院，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中將設備及物資安全帶到武漢。1938年10月26日，武昌淪陷，2萬難民逃入東湖衛生療養院，鮑因頓予以保護，并組織施粥及衛生防疫，阻止日軍進入難民營。1940年底至1941年初，鮑因頓夫人帶著一兒一女輾轉香港回到美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鮑因頓搭乘最后一班輪船回到美國。1986年9月12日逝世，享年85歲。(陳勇)

1938年，日軍侵占武漢后，美國教會創辦的東湖衛生療養院接納了2萬武漢難民。2007年，我市“布衣參事”陳勇發現了文獻中不曾記載的一條線索：當年在這家療養院里，一名瘦高個兒的美國人保護著難民不受日軍的侵擾，還為他們施粥、看病，難民們都叫他“鮑洋人”。這一發現率先在本報披露。

“鮑洋人”是誰？陳勇和網友們經過3年多尋找，終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他的音訊——名叫艾倫·R·鮑因頓的美國人，當年是療養院的總務經理，在他的庇護下，2萬武漢難民在那里安全生活了半年多。2010年，這段塵封的歷史被掀開，網民們將鮑因頓稱作武漢的“辛德勒”。

追憶

難民袁秀英回憶“鮑洋人”：

他格外關照我這個小朋友

86歲的袁秀英祖籍河南，從小失去父母，4歲時，姑姑帶著她來到武漢，住在武昌楊家灣一帶(現在的黃鸝小區)。

站在當年的東湖衛生療養院大樓前，袁秀英仿佛回到了77年前。她清晰記得，當時這棟大樓周圍搭滿了窩棚，她住在一棵大樹旁邊的棚子里。

1938年武漢淪陷不久，日軍經常到楊家灣等地掃蕩。袁秀英說：“我那年還不到10歲，聽到打槍嚇得直哭。日本人到處搶東西、搶姑娘伢，灣子里的姑娘們都戴上帽子，把臉上涂黑。有一家人本來要娶媳婦，聽說日本人來了，只好讓新娘東躲西藏。我和家里人一起躲進塘埂子，天黑以后，家人把我送進了難民營。”

等待施粥的難民非常多，袁秀英的個子很小，被大人們擠在人群中，“鮑洋人”主動招呼她：“小朋友，來，先把你的飯添了。”

當年做飯要燒柴，袁秀英有時候會在院子里幫忙揀柴禾。“鮑洋人”看到后怕她背不動，叫她不要再揀了，好好休息。

“鮑洋人對窮人都蠻好，他給很多人看病、照顧我們。有一次有個大哥哥打我，他發現后馬上制止，后來那個哥哥再也不敢打我了。”袁秀英說。

70多年過去了，袁秀英一直都不能忘記救命恩人：“我有時候做夢，還會夢到鮑洋人。”

張學良“謝恩捐建”東湖衛生療養院

近日，陳勇帶著記者走進東湖邊一棟被閑置的品字形四層舊洋樓，這就是“鮑洋人”當年保護難民的東湖衛生療養院舊址。旁邊一棟美國式別墅，是他和家人以及院務人員居住的地方。

據武漢方志記載：“1935年，安息日會在武昌東湖創立衛生療養院，耗資25萬銀洋，其中10萬銀洋系張學良感謝該療養院之創辦人米勒耳(H·w·Mil1er)幫助他治病而捐助的。該教會醫院規模、設備、技術在建國前的武漢占有絕對優勢。”

另一條記載稱：“療養院占地600余畝，建筑設備均為當時一流。1938年武漢成為事實上的‘戰時首都’，蔣介石曾住此醫院內，因該會有美國教會關系，屋頂遂刷有美國國旗，以防日機轟炸。”

武漢保衛戰前后，這家療養院不僅為馮玉祥、李宗仁等軍事將領療傷，也冒著危險搶救過被日軍飛機炸傷的普通百姓。當時，療養院還建有護士學校、平民小學等，小學收教徒子弟，也收附近農民漁民子弟，學費低廉。對于平民百姓看病，只適當收取不多的藥費。

“鮑洋人”攔住不讓日軍進難民營

1938年武漢淪陷后，日軍將華中司令部設在東湖邊上的武漢大學內，與現在的東湖風景區隔湖相望，最近處不到400米。日軍經常對東湖西岸進行掃蕩和騷擾，周邊很多百姓為了躲避日軍，跑到東湖衛生療養院里避難，后來一些市內的平民也跑到那里，療養院成為一個大難民營，最多時容納了2萬難民。這段史實在文獻中有詳細記載。

陳勇撰寫的《東湖療養院的“辛德勒”故事》，于2007年6月4日在本報刊發，披露了幸存者對“鮑洋人”的回憶——

“自小生活在海光農圃的周榮亨先生說：‘米醫生是院長，醫療技術非常高;鮑洋人負責總務，也會一些醫療器械的操作……在東湖的楊家灣(現黃鸝小區)到療養院(今聽濤賓館)—帶，幾座山頭都住滿了人。到處都是用蘆席、稻草、樹枝搭的小窩棚，—個挨著一個，密密麻麻的。這成千上萬的難民，他們都能叫出一個美國人的名字——鮑洋人。一有事就喊鮑洋人，他一來，攔在前面，日本人就不敢過來了。’”

“83歲的畢長生老人說：‘那時我經常到東湖邊上放牛，躲日本人時每次也是往難民營跑。難民營的院子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鮑洋人個子比米洋人高，每次日本人來了，總是鮑洋人出來，與日軍交涉，不許日軍進入難民營。’”

當年的護士陳慈愛還記得，“鮑洋人”的英文名字讀音為“Boynton”。

每天給難民施粥看病

2010年，81歲的畢子謙老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跑進去的第一天沒有吃飯，第二天人多了起來，美國人開始給我們發點米，后來就煮稀飯，每天兩次用板車推著一個大木桶定點送……當時就鮑洋人一個人在維持秩序搞管理，他又瘦又高，黃頭發，人蠻好，蠻直爽。”

如今，曾經的難民大多已經過世。記者此次在武昌黃鸝小區見到86歲的袁秀英老人，她是目前仍健在的、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說：“我們沒有吃的，鮑洋人他們就給每個人發一個洋瓷碗(即搪瓷碗)，一人一碗稀飯。”

當年由于環境惡劣、營養不良，很多人抵抗力下降，難民營出現了皮膚病、瘟疫等疾病。袁秀英回憶，很多人生病了都找“鮑洋人”，她頭上長了疥瘡，“鮑洋人”安排護士每天給她搽藥，“我們在難民營住了半年多，要不是鮑洋人他們的保護，當時不曉得要死多少人”。

陳勇后來查到1943年出版的《武昌事變救濟難民事業實錄》，書中記載，東湖衛生療養院救助難民2萬左右，在“救濟事項”中詳細記錄了“賑米5000擔賑油3000斤賑鹽3000斤賑面50包”等，此外還有“種痘7000注射5000”等防疫記錄。

1939年4月張仁蠡偽武漢市政府成立，這個難民營被強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