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果想得到別人的敬佩，決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能得到史圣司馬遷的由衷敬佩，那就更難了。司馬遷以其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人格魅力，和求真務實、嚴謹不茍的治學作風，被歷代人們所敬佩。然而，在司馬遷的心中也有一位令他感到敬佩和折服的人。他就是春秋末期身高不足六尺的齊國宰相——晏嬰。

晏嬰(？-前500年)，字平仲，又稱晏平仲，世稱晏子，山東高密人，齊國大夫，后任國相，輔佐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和廉潔勤政聞名于當時，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是齊國繼管仲之后又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宰相。

歷史上有很多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像堯、舜、禹、湯、文、武等歷代明君，像開創“文景之治”局面的漢文帝和漢景帝，像影響人們思想幾千年的孔子和孟子，他們的地位顯赫，功績豐偉，影響深遠，可司馬遷在《史記》中，不過是用“記敘”的手法，記錄其生平，評論其功績，沒有流露出對他們的欽佩之情。而唯獨對晏嬰這個“小人物”，司馬遷卻發出了“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的由衷贊嘆，用現在的話就是“假如晏子還活著，我就是為他執鞭駕馬，也是心向往之啊！”(《史記·管晏列傳》)

司馬遷為什么會對“小個子”晏嬰佩服的五體投地，甚至愿意為他執鞭駕馬呢？讓我們穿越時空隧道，共同分享距今2500多年前的那段遠古歷史。

晏嬰生活在春秋末期，當時舊的奴隸制度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形成之中。齊國憑著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余威，在政治、經濟形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奢侈腐化的生活風氣卻日甚一日，各種社會矛盾也正在悄悄地激化。齊國處于一場深刻社會變革的前夜。

晏嬰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步入政壇的。晏嬰的政績，主要表現在齊景公時代，他繼承了桓公、管仲富國強兵的政策，立足齊國實際，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提出了合乎齊國國情的主張和措施。他在“民本思想”的指導下，為政尚禮，以禮治國;敢于直諫，匡君救失;重民舉賢，廉儉力行;剛柔相濟，忠心愛國，從而使正在走下坡路的姜齊政權，能夠在列國稱雄中一直保持著大國的地位。晏嬰因此也得到了諸侯們的敬佩。

晏嬰一生中令人敬佩的事跡很多，但筆者認為最讓司馬遷佩服的，還是他的犯顏強諫。在中國歷史上，做臣下的對于國君察顏觀色、曲意順從、投其所好的例子比比皆是。晏嬰卻敢于犯顏直諫、為民請命，把諫君作為政治生涯的重要內容。針對當時賦斂嚴重、刑法嚴峻的實情，晏嬰勸齊景公廢止了刖刑，減輕了征斂，緩解了國內階級矛盾，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他甚至敢于多次勸諫“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的齊景公停止奢侈，實行廉政。晏嬰的犯顏強諫，不但沒有招惹來齊景公的惱恨，反而使齊景公對他越發的器重，甚至言聽計從。

與晏嬰相比，司馬遷也曾向漢武帝直言進諫，不想卻因此“栽”了跟頭，并遭受了人生的莫大恥辱。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李陵側應。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八萬騎兵遭遇。在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所部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寡不敵眾，不幸被俘。

武帝聽說李陵投降了匈奴后，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紛紛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這一些，司馬遷看在眼里，怒在心中。當漢武帝征求司馬遷的意見時，司馬遷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決定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直言不但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勸服漢武帝，反而更加觸怒了他。漢武帝認為司馬遷不但是在極力的為李陵辯護，同時還是在旁敲側擊的貶低戰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后懲以宮刑。

同樣都是向國君諫言，諫言對象一個是昏聵淫逸的庸主齊景公，一個是雄才大略的明君漢武帝;諫言者一個是犯顏強諫規勸言行，一個是直言進諫闡明立場，得到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晏嬰因為進諫更加春風得意，而司馬遷卻因為進諫淪落為階下囚，其中的巨大落差不能不讓公正耿直的司馬遷感到上天對他的不公平。

在《史記·管晏列傳》中，司馬遷在對晏嬰向齊景公成功諫言表達出了敬佩之情的同時，也從側面抨擊了漢武帝不聽自己忠言進諫的昏庸和獨斷。或許，當年司馬遷在寫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的時候，心中最悲憤、感慨的就是自己“不得其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