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謖是三國有爭議的人物。劉備認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評價為“匡世奇才”。后馬謖剛愎自用，街亭失守，使得一向倚重馬謖的諸葛亮對其有所疑惑。在人們心目中，馬謖幾乎成了“言過其實”“紙上談兵”代名詞。而真實的馬謖，其實是一個難得的高級參謀和戰略型人才。

據史載：馬謖自幼熟知兵法，才氣過人。諸葛亮十分敬重他，行軍打仗，二人常常促膝常談，徹夜謀劃。針對南人難以馴服的特點，馬謖提出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攻心策略。這一策略被諸葛亮實施為“七擒孟獲”，保證了南方邊境的長治久安。針對蜀國“兵馬疲蔽”，民怨沸騰，馬謖適時提出“只宜存恤，不宜遠征”的休養策略。北伐前夕，靠馬謖的計謀，諸葛亮成功地離間魏國曹睿、司馬懿君臣，為北伐奠定了勝利基礎，才使得諸葛亮敗夏侯，收姜維，破羌兵，滅王郎，緊接著連克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曹魏舉國震驚。

善于小征小戰的能手不一定是個運籌帷幄的將軍，一個運籌帷幄的將軍也不可能是個能征善戰的將士。漢高祖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人各有其才，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方面，馬謖是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高參。

正如毛澤東思想里，包含著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一樣，諸葛亮的智謀，很大一部分里包容了馬謖的聰明和智慧。“三個臭裨將，頂個諸葛亮”的典故，就說明了這一點。在群體皆曰馬謖該殺的時候，參軍蔣琬說：“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劉禪更為冷靜，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

事情的發展，恰恰證實了蔣琬的“冷靜”的正確。馬謖死后，諸葛亮用兵打仗遠不如以前，原因就在于身邊缺少了善于謀劃的智囊型人才。因為少了心腹馬謖參與，晚年的諸葛亮食少事繁，事事躬親，最后凄慘地勞累而死。以至于臨死之時，諸葛亮發出了“吾遍察諸將，皆無人可授”的悲嘆，可見諸葛亮對馬謖情有獨衷。

因而，諸葛亮評價馬謖“匡世奇才”并不過分。過分的是作為上級領導的諸葛亮明知馬謖缺少一線的經驗，卻不顧眾人的反對，違反常規，硬要馬謖這個機關兵一線掛職鍛煉。培養人才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但好心辦壞事，結果導致人才嚴重錯位。

出任先鋒總司令一職，理應由久經沙場的老將魏延、吳懿、趙云等人擔當。諸葛亮不顧眾人的反對，“逆天行事”，一意孤行，讓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機關兵擔任先鋒軍總司令，同魏國名將司馬懿的大軍對陣，顯然有點以卵擊石的味道。由于魏軍來勢兇猛，東線老將趙云尚且抵擋不住，馬謖失街亭亦勢所難免。諸葛亮聽不進馬謖“不宜遠征”的忠告，楞是以弱謀強，即便不失街亭，諸葛亮也不會有大作為。街亭失陷與其說是馬謖咎由自取，倒不如說是諸葛亮戰略失誤的必然。馬謖的悲劇，一定程度地掩蓋了諸葛亮戰略失誤的悲劇，使一代悲劇的制造者成為一個完人。

追究馬謖錯位悲劇的社會根源，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失街亭之前，劉備、諸葛亮為了調動將領的積極性，偏愛刺激法。激將法在激勵人才自我表現的同時，也助長了將領們不切實際地好大喜功傾向。

關羽、趙云、黃忠、魏延等人為了搶頭功，也都有動輒拿人頭擔保搶簽軍令狀的經歷。成事，簽訂者大撈資本;敗事，也沒有人認真追究。所以，在一定程度地助長了盲目簽訂責任狀的惡習。受大氣候的影響，作為沒有一線資歷的馬謖，比任何蜀將都急于撈取一線的資本，加上馬謖同諸葛亮非同一般的關系，錯位的馬謖“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憑著多年默默無聞地為諸葛亮甘當綠葉這一情份，事前事后的馬謖都沒有預料到諸葛亮會對自己依法處置。而事實上的諸葛亮，也并非不想從寬處理馬謖，只是自己違規拔謖，將軍們多有情緒和猜疑。在斬或留問題上，眾將官不滿情緒無疑成了諸葛亮執法的準繩。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與其說是執法嚴明，倒不如說不得已形勢下的無奈之舉。

張心陽說：“在中國官場似有一種‘責文化’就是從部署一項工作任務開始，就言必稱‘不成任務，我拿你是問’，‘拿不下城池，就提頭來見’。他將一切責任推給下級，而從不檢驗自己的決策是否周密。”一旦下級圓滿完成任務，便是自己英明果斷，否則便是下級剛愎自用，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在獨裁制度下，人才錯位的始作俑者是他的上級。

事業的成敗往往并不取決于人才的得失，而在于人才的有效使用。世上只有錯位的人，但沒有無用的才，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用量材使用人才。

劉邦在評價張良、蕭何、韓信等人才，說過：“此三這，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假若諸葛亮真能做到知人善任，各得其所，怕馬謖、魏延、李嚴、楊儀等人才也不會是因錯位而落到悲慘凄涼的結局。如果董卓、袁紹、曹爽善待謀士，不搞越俎代庖的話，怕三國的歷史將會改寫。

趙括錯位，導致四十七萬趙國子弟兵，被殺的被殺，活埋的活埋，重大事故，難道問題的根源僅僅是趙括紙上談兵緣故嗎？！避諱領導重大責任而不追究而專門干“舍卒保帥”的勾當，是我們歷史悲劇的悲劇，也我們不斷重復歷史悲劇的根源。解放后，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接受人民的再教育，難道這么多人錯位也應該由知識分子承擔嗎？！

馬謖該死，罪在錯位。假如因為馬謖錯位，而把他的功績一筆勾銷，顯然不是公正地看待歷史人物。為何在我們眼里只有失街亭的馬謖，而沒有智慧過人的馬謖呢？！我不禁要問：社會顛倒了，還有歷史來評說，那么歷史顛倒了，又有誰來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