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王莽一直是個負面角色，后來，雖然有了一些爭議，但仍然以負面評價為主。

白居易的那首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傳唱了一千多年，幾乎成了王莽的蓋棺定論。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對于王莽，史學家們一直有兩點耿耿于懷，一是所謂的“虛偽”，二是所謂的“篡奪”。

王莽代漢之前，一直是受人敬仰的道德楷模，他孝順母親，疼愛侄子，待人溫良謙恭讓，哪怕是最苛刻的道德家，也無法從他身上挑出半點毛病。

不僅如此，王莽入仕之后，做官的名聲也是極好。他為官公正廉潔，不貪不占，不作威作福，關注百姓民生，工作能力出眾。可謂德才兼備。

這一切美德，在他代漢后，在史學家的嘴里，怎么就成了陰謀詭計、虛偽做作了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歸根到底，其實就是繞不過“篡奪”二字。在正統的史觀中，“篡奪”是大逆不道之罪，有了這一條，白的也能給你說成黑的。

可放在今天來看，哪一朝的改朝換代不是“篡奪”而來的呢？

即便是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他又何嘗不是篡奪了秦朝的天下？

相比血流成河、尸骸遍野的暴力篡奪，王莽的“篡奪”算得上和風細雨，未傷一兵一卒、一草一木。

那這不就是進步嗎？

很遺憾，王莽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假若是一百五十年，我相信史學家們肯定會改口的。說不定，還會為王莽炮制出一萬條贊詞。

可見，“虛偽”也好，“篡奪”也罷，一切的一切，追到根兒上，無非還是那四個骯臟的大字：成王敗寇。

除了道德上的質疑，王莽身上爭論最大的地方，應該就是他的“托古改制”了。

客觀地說，王莽改革的出發點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一開始的某些措施(比如土地改革)也是得當的。只不過他太著急了，總想著一步到位，不懂得循序漸進。而且，許多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變了味道。

而后來的某些政策(如頻繁地改革幣制、大肆更改官名、地名)，確實是脫離了現實，也有迂腐的嫌疑。

總的來看，王莽的改革有失誤，也有進步意義，功過相抵，至多算是過于理想主義化，算不上什么大罪。

對于王莽改制，胡適先生曾評價說：“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

王莽最大的敗筆，是他那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少數民族政策。他懷抱著“天朝帝國”的觀念，妄自尊大，總把周邊的少數民族國家看成自己的附庸，對于他們刻薄寡恩，終于引得四夷蜂起，邊境上連年戰亂。

王莽的敗亡，就是從這發端的。

后來，接連不斷的天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饑民揭竿而起，天下大亂。

直到此時，王莽依然有翻盤的機會。但他對于軍事一竅不通，既不懂戰略，也不懂如何使用將帥，只得眼睜睜地看著起義軍不斷壯大，直至把他埋葬。

王莽是個適合帶著鐐銬跳舞的人，無拘無束的權力，于他是把雙刃劍。因為他骨子里是個理想主義者，對于一個理想主義者來說，如果缺乏足夠的重力，很容易脫離地面，飛向天空。這就是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另外，王莽也為西漢末年的社會矛盾背負了太多的原罪。新朝的滅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西漢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