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原名葆仁，字堯卿，號夢飛。湖北漢陽柏臬(今屬漢口)人。1898年入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后歷充湖南新軍教練、岳州(今岳陽)威武營哨官及隊官。1907年9月在東京與劉公、焦達峰發起組織共進會。1911年9月，被推為武昌起義指揮部參謀長。1912年去職，晚年寄寓京滬間，不問政治。

趣聞

革命經費問題

孫武在武漢，最大的困擾，是經費不足。孫武、鄧玉麟和焦達峰在最困難的時候，經常餓著肚子，甚至于把衣服都典當出去了。他們三人一件長衫三人共著穿，汗衫睡覺時脫下，由孫武的夫人李云卿為大家漿洗晾好，到太陽出來曬干后，他們才能起床出門。瀏陽商人劉賢構聽到共進社宣傳后，不僅加入了共進會，而且將自己販賣的夏布全部交給了孫武，作為革命經費。孫武的好友張振武也賣掉了祖產，充作革命經費。但這些仍難緩解經費緊張。直到襄陽巨富，共進會會長劉公捐出了1萬元，情況才得以緩解。

生平軼事

孫武著有《武昌革命真相》、《漢口市政建筑計畫書》等，尚有論文遺稿多篇未刊。孫武注重辛亥革命史料收集，起義僅一月，就登報征集革命史料。以后，又設革命實錄館。1922年也曾向湖北當局有過類似請求。

評價

傅國涌：黃興局限導致孫武分裂

辛亥革命，沒有任孫武為陸軍次長是因小失大，致使孫武與首義諸將擁戴黎元洪，另組民社，武漢儼然與南京對峙，然后被袁世凱利用。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寫給朋友的信中還認定，之所以導致“天下洶洶，黨爭如水火者”，就是自黃興不重用孫武開始的。章在1913年寫給上海國民黨的信中說得更坦白：“既而武漢倡義，稍有權利之爭，地位有殊，遂分政黨，條件未異，門戶各分，昔之弟兄，今為仇敵。致令奸人乘間，坐擁高權，天下洶洶，徒以黃克強、孫堯卿二公之反目耳，釁隙已成，彌縫無術。”

——傅國涌《甘當配角的黃興》

1911年夏天，革命組織共進會在湖北的主要組織者孫武從廣西回到了武漢。除了繼續在新軍中發展會員，他還試圖與湖北地區另一革命組織文學社促成一定程度上的聯合，以便發動起義。

意外開啟的革命

按照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大會的安排，起義所需炸藥，由孫武和潘善伯、李白貞等配制。

10月9日下午，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機關部工作。孫武臨窗用洗臉盆檢驗炸藥，丁立中、李作棟在室內一圓桌上加蓋鈔票印章，王伯雨正在清理文件，而鄧玉麟則出去買表沒有回來。劉公的胞弟劉同這時來到了機關部，他站在旁邊看孫武檢驗炸藥。劉同漫不經心，他吸的香煙煙灰落在了炸藥上。頓時洗臉盆里面的炸藥濃煙突起，孫武的面部和右手受傷，王伯雨的右眼被飛濺的炸藥灼傷。李作棟連忙站起來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長衫蒙在孫武的頭上，與丁立中及兩位軍隊同志從后門將孫武扶往法租界的同仁醫院醫治。其他人準備將文件和名冊帶走，不料鑰匙不在，沒有打開柜鎖。

寶善里機關發生爆炸后，濃煙很快從窗戶、屋頂冒出，四方的鄰居大聲疾呼救火，俄國巡捕從四面八方趕來。劉同和劉公的妻子一起被俄巡捕抓走。劉同被抓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漢口、武昌等各革命機關的地址。隨后，湖北地區三位革命黨領袖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也先后被捕，英勇就義。

寶善里意外爆炸，使起義的準備再沒辦法從容進行，孫武在同仁醫院對鄧玉麟說，“寶善里失事，機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馬上動手，還可死里求生。”接著，他被轉移到了德租界公和里19號黃玉山的家中。

清廷湖廣總督瑞澂對于名單的查獲，應對無措，在新軍中大肆尋找革命黨人，武漢陷入白色恐怖，新軍兵士人人自危。10月10日，工程營士兵首先發難，其他部隊隨之跟進。10月11日，湖北軍政府成立。盡管孫武錯過了革命，但仍被推舉為軍務部長，半個月后，孫武傷愈到職。

戰漢陽，孫黃失和

武昌起義爆發后，黃興與宋教仁于10月28日來到了武漢，黃興隨后擔任總指揮一角。蔣翊武等人提出，推舉黃興為兩湖大都督，直接掌握兩湖軍政，但遭到舊派人物吳兆麟等人反對。孫武自負首義有功，但是，他在黨人中的地位遠在黃興之下。黃興來漢之后，孫武自覺身價驟減，力主由都督黎元洪向黃興授予戰時總司令稱號。這樣一來，革命黨第二號領袖人物黃興反倒成了黎元洪任命的“大將”。

11月2日，民軍在漢口之役失敗，于是退守漢陽、武昌。在漢陽保衛戰中，黃興主張“全力收服漢口，不肯分散兵力”;孫武認為民軍兩萬人不應該布置在漢陽一地，應當分守漢陽上游的蔡甸等地，并支持吳兆麟，反對進攻漢口。黃興在內部意見沒有統一的時候，就反攻漢口，結果慘敗而歸，民軍內部的矛盾也大大加深。孫武和黎元洪等一派以湖北人居多，他們與黃興不和;蔣翊武一派以湖南人居多，明確擁戴黃興。孫武對黃興擔任“戰時總司令”很嫉妒，曾公開不滿地說：“黃興不過先聲奪人，實不知兵。”

11月27日漢陽失守后，黃興建議民軍撤離武昌，匯合江南義師攻取南京，再圖規復武昌。結果遭到了張振武等人的激烈反對，黃興一怒之下當晚渡江到漢口，次日離漢。

謀次長，怨望而歸

孫文回國以后，上海的革命黨人開始組建臨時政府。由于孫文對包括湖北在內的國內情形不大了解，人事方面多由黃興裁決。當時，湖北籍參議員劉成禹等向孫文建言，“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籌建政府時，于右任曾專訪黃興，提出要重視武漢首義同志。但黃興對武漢方面的人頗為失望，尤其認為“孫武到上海，態度殊惹人厭”。因此，臨時政府除了黎元洪當選為并無實權的副總統外，九個總長中無一個武昌首義參加者;九個次長中雖有五個湖北人，但都沒有參加武昌起義。

興沖沖趕去南京的孫武，希望謀得臨時政府陸軍次長一職，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在南京的一些湖北籍軍人，如湖北沔陽人唐克明，黃岡人夏占奎等，因為沒有獲得希冀的軍職，也對臨時政府心生怨意，“均以孫(武)為奇貨爭迎合之”。此前進入湖北軍政府的政客孫發緒，對武昌首義諸人稱，“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材多，應另豎一幟，以與之相抗。”于是，得到這批人支持和黎元洪暗中贊助的孫武轉往上海活動，與湖北籍參議員劉成禹聯絡在臨時政府中失意的黨人和政客，于1912年1月與黎元洪、譚延闿、張振武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民社。民社得到了湖北人，國學大師黃侃的支持，他擔任了民社喉舌《民聲日報》經理，反對南京臨時政府。《民聲日報》曾發表劉瑗的文章，該文稱，“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非同盟會之中國，又來革命之功，黎君創其始，袁君終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國民不與焉。”

民社在上海成立后，孫武又在武昌成立了民社分社，擁黎元洪為理事長，公開與同盟會唱起了反調。在南京的老同盟會員時功玖、劉成禹本為臨時政府參議員，因與黃興有怨，也支持孫武。

意興蕭索方外游

1912年初，南京會議的湖北代表孫發緒回到武昌，在黎元洪主持的一次會議上，孫發緒說孫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賣國。孫武非但沒有制止，反而說，“南京政府如此敗壞，我寧可承認袁世凱，不承認南京”。同盟會會員楊時杰和查光佛當場駁斥了他。

對于寧漢失和，原同盟會成員也頗多不滿，孫武革命黨老戰友黃申薌率先發難。1912年2月27日夜，黃糾集了群英會、文學社等數千人起事，向孫武家奔襲。因孫武的親信事先獲知消息，讓孫武到漢口回避，孫武躲過一劫。當時有人勸他發兵平亂，他一笑置之，并傳語作亂者三事：一、不得動搖都督地位;二、不得累及無辜;三、士兵各歸各營，不得騷擾平民。

這次湖北黨人內訌，使辛亥武昌首義之名黯然失色。28日，經武昌紳商與黎元洪和孫武協商，孫武在報刊刊登啟事，外出養病。黎元洪應黃申薌等人要求，免去了孫武的軍務部長職務。孫武由是避居租界，與政治脫離關系。后孫武在湖北、北京、上海多地任職，但意興蕭索，作方外游，受比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