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175—210)字公瑾，三國時東吳大將，年輕時跟隨孫策，二十四歲拜中郎將，人稱“周郎”。江東喬(橋)公有二女，皆美貌超群;孫策自娶大喬，周瑜娶了小喬。周瑜后輔佐孫權，任前部大都督，風流倜儻，驍勇善戰，兼之長得碩壯俊美，是當時有名的“少帥”。在孫吳政權建立之初，他屢建戰功，最著名的戰例，是作為統師，指揮孫劉聯軍以火攻大敗曹操水軍的“赤壁之戰”。

對斯人斯役，后人詩詞頗多吟詠。比如北宋大文豪蘇東坡那首被譽為“千古絕唱”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以美人烘托英雄，勾勒出豐姿瀟灑、韶華似錦、年輕有為的周瑜形象。再如唐朝詩人杜牧那首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詠史名作《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也涉及周瑜在赤壁以火攻險中取勝的史實，只是不去正面贊揚火攻的勝利，卻設想周郎如果沒有東風(風助火威)的幫助，戰局將結果迥異而致家國不保。(家國不保，二喬豈不被曹操擄去，囚于他飲酒行樂的銅雀臺？)此詩以二喬立意，仍以美人襯英雄，以小家系國家，說明孫氏霸業決于此戰，也從側面稱頌周瑜功不可沒。總之，周瑜與“赤壁之戰”，已成為歷朝歷代文人墨客禮贊吟詠的重大題材。

可惜周瑜三十六歲英年早逝。正史記載他是征戰中被箭矢射傷，積郁而病死軍中;且稱頌他“心胸開闊”、“能得人心”;而演義、戲曲則說他“心胸狹窄”、“氣量狹小”，是被諸葛亮施計“三氣”而亡。這兩種對立的評價，褒貶不一，針鋒相對，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似乎蓋棺仍未定論，實在耐人尋味。

貶抑周瑜的說法，主要來自元末明初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

“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此說見于《三國演義》第五十五回，是“諸葛亮三氣周瑜”中的“二氣”。講的是劉備喪妻，周瑜便向孫權獻上“妙計”：假意將孫權之妹嫁與劉備，以此為誘餌將劉備騙至東吳“幽囚于獄中”，當作人質以要挾蜀漢索還荊州。誰知諸葛亮老謀深算將計就計，派趙云攜“錦囊三策”武裝保護劉皇叔前往東吳成親，不但假戲真做，劉備得了孫夫人，雙雙巧計脫逃，還讓關云長接應趙云，使孫權、周瑜的追兵損失慘重。這個“東吳招親，弄假成真”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其結局是周瑜一氣之下急火攻心箭傷復發，生命岌岌乎危哉！

“既生瑜，何生亮！”——這是《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中周瑜被諸葛亮“氣”死時的最后感嘆。此語被后人寫詩詮釋為“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意即諸葛亮計高一籌，專“克”周瑜，生逢同時便命該倒霉。由于此前有“三氣”作鋪墊，這一聲絕望而無奈的感嘆，便成為褒亮貶瑜的經典語言。被貶抑的周瑜，以悲劇人物的失敗夭亡而告終。

對周瑜的褒揚，則主要見于晉人陳壽所著史書《三國志》。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此語出自陳壽《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譯成白話，就是說周瑜心胸開闊氣度恢宏，且大體上能得人心。這與前面《三國演義》的說法完全相悖。傳中還引述了周瑜早年和孫策交往中將自己住的大宅院主動讓給孫策，常常到廳堂上拜見孫母，與孫策互相幫助互通有無;以及后來與孫權交往中，敬重孫權，以對君主的禮節對待當時只有將軍職位的孫權等，以此說明周瑜的寬厚待人與容人雅量。不過該傳中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周瑜“惟與程普不睦”。

然而，對于這種“不睦”，《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晉虞溥《江表傳》的一段文字，可以說是最好的注釋：“(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后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讀這段文字，很有點像讀《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那段“將相和”，周瑜對程普的寬容大度極似藺相如之對廉頗;所以，嫌隙不睦并不能作為周瑜“狹隘”的依據，而只能從程普的自視年長而“數陵侮瑜”中去找原因。恰恰相反，由于周瑜的寬宏大量與忍讓容人，不但化解了矛盾，還最終使程普感動得“敬服而親重之”;尤其是程普發自肺腑的那句“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將周瑜的雍容大度、寬厚待人凸顯得精辟而又感人。

“曲有誤，周郎顧。”——《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時人謠曰”的六字民謠，形象地描繪了周瑜從小就“精意于音樂”的天賦，“雖三爵(喝過三大杯酒)之后，其(樂調)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覺察了必回頭提醒樂隊錯了)。精通音樂而達到這種“有誤必知”、“每誤必察”的專家的水準，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氣質與廣博修養。而這種常人難以企及的音樂素養，其對個人胸襟性情的潛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則是顯而易見，不容抹殺的。

那么，為什么《三國演義》要“貶瑜”，說他“氣量狹小”呢？我們不妨進行一番分析比較。

最早完整記載周瑜史實的《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本身就是三國時代的人，在蜀漢時期和蜀漢滅亡后，他曾先后擔任著作郎、治書御大史等官職，對“當代歷史”相當熟悉，而且親聞筆錄史實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實;稍后的北魏學者崔浩就曾高度贊揚《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

距陳壽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為《三國志》作注，“事多審正”——這是裴松之對《三國志》中體現出的求實態度的精辟概括，是對陳壽“不溢美、不隱惡、據實修史”的高度贊揚。由此可以推斷，《三國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較忠實(或接近)于歷史人物的真實。而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系公元1330—1400年間人，比陳壽晚了千余年。他對三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帶有“尊劉抑曹”強烈傾向，這是已延續千百年的封建正統觀念使然。所以，他在創作《三國演義》時，對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大加褒揚贊頌，對曹魏集團人物極力貶斥，對孫吳集團則是有褒有貶。對于周瑜，羅貫中是將他作為孫劉聯盟時期的“障礙”、作為諸葛亮的“陪襯”或“反襯”來寫的，故極力渲染他的“狹隘”一面，甚至虛構周瑜的智拙計窮，以突出諸葛亮的足智多謀。如此貶抑多多，包括說周瑜“氣量狹小”云云，就不足為怪了。

當然，他筆下的《三國演義》，畢竟采錄了《三國志》中大量的史實，不過又輯錄了千余年間有關三國人物的大量的傳聞軼事、民間說唱、戲曲話本方面的內容，所以民間文學的色彩濃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與虛構創作，包括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巧妙生發、杜撰想象，所以，便離歷史真實有了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