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富盛名的學者之一，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等多個文學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學者贊譽其學問，近三百年來僅其一人，可見才學博古通今，實為集大成者。

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創造了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之路上里程碑似的影響，研究院秉持著以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國學人才為宗旨，大膽引用西學來建設中國的文化。國學研究院成立之初，聘請了四大導師，第一位是在研究殷商史上著有成效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領導人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畢業遠渡重洋歸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而這最晚到任的第四位導師就是陳寅恪。雖然當時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名聲并不及前三位導師的名滿天下，但他的才學很快令其在清華園里名聲大噪。

一位兼顧幽默與博學的老師必定深受學生的喜愛，陳寅恪便將如此魅力展現的淋漓盡致，在清華園的講堂上，陳寅恪如此稱呼他的學生，“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此話怎講呢，因為當時四位導師中梁啟超是冠有南海圣人之稱的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則在晚清末期擔任了末代皇帝溥儀的讀書先生，故而如今清華園里的學子不正是與康有為有師徒關系，與晚清皇帝有同窗之名了嗎？

陳寅恪的課堂在風趣幽默之余，他的廣博學識也令學生醉心其中，甚至連清華的教授也來旁聽他的課，眾人皆稱其為“活字典”。

陳寅恪作品

陳寅恪晚年從開堂布學轉為著書立作，將其畢生所學盡數傾注于史學研究之中，但當時，陳寅恪的眼疾已到了幾近失明的狀況，創作條件極為艱辛，在其妻子唐筲、學生黃萱的幫助下，日夜為其朗讀材料，并謄錄其所述，共整理了上萬卷的書稿，工程極其浩大。

最艱辛的時期莫過于文革期間，陳寅恪與其妻子唐筲在造反派的刻意刁難與折磨之下，仍未放棄研究史學，只恨不過自己的身體狀態每況愈下，加之生活條件的惡劣，陳寅恪的一生都在學術研究中度過，臨終也未曾歇筆。

陳寅恪對于中國隋唐歷史的貢獻是難以泯滅的，他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通過切身實地的考察，撰述了兩部舉世名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開創了屬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學中，注意到了對文化種族的關注與家族的關注，克服了眾多研究學者繞不開的課題。陳寅恪開創獨有的歷史剖析方法從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等歷史構成要素來分析隋唐制度，并且上溯到漢魏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中古歷史衍變的過程，并對唐代歷史作出了堪稱典范的論述。

陳寅恪所著的另一部作品《元白詩箋證稿》以論及元稹與白居易的詩作為主要內容，全書共八章，約十六萬字，該書特色為以詩證史，剖繭抽絲，愈辯愈明，從詩詞中所蘊含的中唐世風、習俗、政治等諸多要素入手，窺得中唐社會的真實面貌。

陳寅恪評價

陳寅恪對于中國隋唐歷史的貢獻是難以泯滅的，他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通過切身實地的考察，撰述了兩部舉世名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開創了屬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學中，注意到了對文化種族的關注與家族的關注，克服了眾多研究學者繞不開的課題。

《中國劍橋史》在國際漢學界具有深刻的影響，書中對陳寅恪的介紹表現了超乎尋常的褒獎，“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對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貢獻是突出的，他所提出的關于唐代政治制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實際與嚴謹，令人不得不信服。”

牛津大學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其漢學專業的教授，并在此后數年虛位以待，以表聘任陳寅恪的誠心，他們認為陳先生數得上是當時最為優秀的中國學者，如此的認可已摒棄了國籍差異與地域文化的差異。

當然陳寅恪不僅在國際上極富盛名，作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國學導師”之一，傾慕陳寅恪才學的人之中不乏當時已聲名在外的知名學者教授，當時同樣作為國學導師的梁啟超便稱頌陳寅恪道：“我梁某即便是著作等身，但也不及陳先生寥寥數語所涵蓋的內容有價值。”

而歷史學家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更能高度評價其博學通識，論其才學近三百年無人能與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