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北征始于漢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當時的背景是劉備已取得漢中（東川）和上庸（湖北西北部），曹操大軍退扎長安（陜西西安）。就在此前不久，襄樊地區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究竟是誰挑起的，諸說不一。參照有關文字，乃是在建安二十三年九月，曹操到長安后，宛城（河南南陽）守將侯音、衛開與關羽勾通，據城反叛，延及周邊諸城，而在以北的豫西更甚，所謂是“梁（河南汝州）、郟（河南郟縣）、陸渾（河南嵩縣東北）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此間場景，如火如荼，由是引起關羽注視，即由荊州（湖北江陵）引軍北上接應；但在關羽還未至襄樊時，曹仁已會同由長安來的龐德先遣部隊攻復宛城，誅殺侯音等人。龐德即會同曹仁“遂南屯樊，討關羽”。

此時關羽行動日程可列為：

建安二十四年（219），因曹仁等將南下荊州，七月，關羽軍先發制人，北上，與曹仁軍相持于襄陽、樊城。曹操由長安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

八月，關羽圍呂常于襄陽，圍曹仁于樊城，擒于禁，覆其全軍；本月，關羽游騎至郟。曹操命徐晃救曹仁。

十月，曹操還洛陽，擬南征；徐晃破關羽。

閏十月，呂蒙襲取江陵。

十二月，關羽敗走麥城，身死。

對于“劉備、諸葛亮不發兵營救關羽，以致其兵敗身死麥城”這一歷史懸案，在學界有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也是史學界大多數人的見解認為：一方面，當時關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斬龐德，把曹仁圍困在樊城，軍事上節節勝利，諸葛亮沒有必要派蜀兵來增援他。后來從丟失荊州到敗走麥城，時間很短，諸葛亮無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來不及增援。而另一方面，劉備戎馬半生，做了漢中王后，還要創造條件籌備登基；當時雖已據有兩川，但還須鞏固；更有甚之就是他的將士須要較長時間休整。劉備自建安十六年（211）入川，為據西川就用兵三年，未久，又在漢中打了一年仗將士疲乏，這也是一個原因。當時上庸還有劉封和孟達的軍馬在，他們的不發兵營救關羽，也是劉備、甚至諸葛亮預計不到的原因外。

第二種觀點認為諸葛亮不救關羽是為了“借刀殺人”。這一觀點最早是由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在《訄書》中提出“葛氏假手于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的見解。，他認為，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后)之后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屏障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故諸葛亮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假吳人之手除掉關羽。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子彥也撰文指出，關羽之敗，敗在吳魏聯盟絞殺，但真正把關羽送上斷頭臺的卻可能是自家人諸葛亮。

一方面當時諸葛亮雖不能執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并不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略決策。然《三國志》正文及斐注中均未見諸葛勸諫的記載。而只要諸葛亮負起自己作為“軍師”的職責，隨時將荊州的“險情”提醒劉備，與關羽“自小結契”、情同手足的劉備絕不會“疏慢”到只作壁上觀，對兵敗臨沮(關羽被擒殺之地)的關羽不以一卒相救；

另一方面還要從諸葛亮的抱負，以及關羽的為人中尋找答案。諸葛亮胸懷天下，關羽無疑是他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朱子彥指出，諸葛亮高臥隆中，聲稱自己“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實則“藏器在身”，是胸懷大志的。他曾對好友石韜、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三人反問他可仕至何官時，“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為何？蓋因刺史、郡守一類官職皆不在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則難以啟齒告人也。

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東吳重臣張昭想推薦他侍奉吳主，諸葛亮說：“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賢”、“盡”兩字的寓意深長，必須參而悟之。所謂“賢”，即把諸葛亮看成是“賢士”，對待“賢士”的最高規格無非是以“國士”待之，而“盡亮”就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表達個中之意。

然而，諸葛亮進入劉備集團以后，其地位和權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實，劉備對諸葛亮亦并非一開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猶如魚水。在劉備稱帝前后，關羽、張飛的地位均高于諸葛亮，其他如趙云、龐統、法正、黃忠、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諸葛亮，正如大多數史家所指出的：劉備與關羽、張飛的關系比之于諸葛亮顯然要更進一層。這對于一心欲謀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亮來說，這個排他性極強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嚴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