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幟，導致連年戰亂，餓殍遍野，曹操筆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并非文學虛構。改朝換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難，也曾演出過一幕“青磷白骨，怵驚心目”的歷史悲劇。

前不久，筆者翻閱一本詠史詩集，在“楚漢風云”一節，對項羽不乏彈贊嘆惋者，甚至虞姬和烏騅馬也成了詠嘆對象，涉及民眾的文字卻寥若晨星，只有韓愈與張可久的一詩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項羽、劉邦步陳勝、吳廣后塵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后，本應與民休養生息。然因各路豪強爭權奪利，致使“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賣花聲？懷古》)。楚漢相持，勝負未決，青壯年厭倦了軍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項羽對劉邦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天下連年戰亂，只因我們二人而起。倒不如一決雌雄，以免連累蒼生。項羽的建議遭到了劉邦的拒絕：“吾寧斗智，不能斗力。”(《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著名的“廣武澗對話”。且不論項羽是亂世梟雄還是起義首領，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為念，實乃難能可貴。他的這種意識并非曇花一現，在烏江之戰中，項羽本可以乘船過江，擺脫困境，甚至“卷土重來未可知”。然而，他卻毅然選擇了自刎。項羽是否“以一人獨生為恥，以天下蒼生為念”尚待討論，但他畢竟沒有采納烏江亭長在江東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從而沒有釀成“真成一擲賭乾坤”(韓愈《過鴻溝》)的慘局，這正是他的悲壯之處。

項羽不是最后的勝利者，他將人民生計置于王權爭奪之上的思想，沒有機會實踐。其實，在古圣先賢那里，這一思想的淵源要久遠得多。在《莊子？讓王》中有一段記載，更能說明問題。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進攻。納捐進貢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說：“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于是拿起馬鞭離開邠地。民眾成群結隊跟隨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國家。

這段故事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這點比較好理解，古代中國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歷史舞臺上的走馬燈，誠如元人張養浩所說“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云變改”(《山坡羊？咸陽懷古》)，“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山坡羊？驪山懷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劉李趙朱;皇城旗幡的標志也可能是蠻夷羌狄，百姓的命運卻沒有什么區別。如此說來，亶父老先生所謂的“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并沒有錯。因此，他才會勸百姓“子皆勉居矣”(你們都和狄人湊合著居住吧)。在封建皇權時代，“為吾臣”還是“為狄人臣”，“臣民”是無權選擇的。為擺脫這種無論“興亡”只能“百姓苦”的歷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社會的管理者。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條康莊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要因為養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養活的人民)。這一點的思想價值則更為先進。土地是人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眾，皇位與政權只是“王權”的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賦稅)供養的上層建筑，更不應為了“王權”的延續而傷害民眾利益。當時還沒有“人權”這樣的現代概念，莊子只是稱亶父為“能尊生者”(能夠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與項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著眼點同樣顧及了民眾的生命與生計。在封建帝王的觀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統治者養活的，這個邏輯顯然是顛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來，當“王權”危及“人權”時，“王權”應當讓位于“人權”，而不是為了“王權”而犧牲“人權”。這說明，在亶父的潛意識里，“人權”是高于“王權”的。

今天，多數國家的“王權”早已被取代，“人權”高于“王權”自然十分正常。然而，這樣的道理，說來容易，貫徹實難。2011年發生在北非、中東的事件一再說明，一些統治者為了延續已經執掌了幾十年的朝政，不惜將全國民眾置于血泊之中;東亞一些封建寡頭為了延續家族的血胤，竟將民眾挾為人質。在他們的眼里，“人權”仍然是“王權”俎上的魚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國共重慶談判時，追求民主政治與和平建國，成為當時民眾的強烈呼聲。黃齊生先生作詞曰：“民主如船，民權似水，水漲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這一背景。詞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馬來朝。”可見，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會受到民眾的擁護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