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有據可查的一位名人就是后來做了東吳大將的東漢末年的太史慈。此人乃東萊黃縣人(與筆者是真正的同縣老鄉)，早年渡海北上遼東，“求職”均不順遂。當時遼東那邊除了有少數民族占山為王，東漢政權也早已滲進。東吳大將太史慈作為當時真正的“北漂”，在那邊始終未定下來;加之此人事母至孝，不久又乘船回鄉。但其母深明大義，力主真正的男兒家應四海為家，闖出一番事業，于是太史慈又轉向南下，以其勇武過人，得遇“小霸王”孫策，歸之于吳，中年逝世后葬于鎮江北固山南坡，與魯肅墓相距不遠。

關于東吳大將太史慈等先行者在1800年前渡海闖遼東的啟航之地，我少年在老家時即到縣城東北諸由觀一帶尋訪過當地人。古時龍口和煙臺均未開港，太史慈等先驅者乘木帆船多是從我縣東北渤海灘邊或稍東今之蓬萊欒家口一帶出發，一般只需漂蕩一天便可抵達今之大連青泥洼海灘。遇上風浪，以當時簡陋的渡海工具，其險可知。

好在兩個半島之間距離不遠，自東吳大將太史慈家鄉海畔起程至今之大連附近海灘，不過一百六七十公里。然而，先行者的膽魄與實踐，使自海上北渡的歷史比大批“闖關東”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六七百年。這些情況，完全有據可查。因為“老鄉”太史慈在《三國志》中是有傳記的。

但在那時，畢竟闖遼東還屬于“散發”和“獨漂”的情況，真正大規模的自南而北的海峽渡有記載的還是在1400年后的明末時期。當時的登州參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變明朝，先是攻打劫掠登州數縣，然后率領本部軍兵加上裹脅的鄉民以及擁入叛軍者號稱萬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人之數，于崇禎六年乘船浮海北抵遼東，向后金投降，孔、仲二人雙雙被“封王”。這一明末的重大事件，不僅說明王朝內憂外患之危重，也說明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渡船往來已非難事，而且可以動員大規模的渡海行動。

在此后的1945年，我黨我軍在日本投降后大舉進軍東北，調集了十幾萬部隊由黃縣的龍口港、蓬萊的欒家口等港乘船抵遼東半島各處，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戰略意圖。這前后相距三百余年的軍事渡海赴遼東性質完全不同，但說明渤海海峽在軍事轉移與民眾遷徙上都是古今相續的交通命脈。

筆者幼時在故鄉，聽自家先輩和鄰居老人講的闖關東的真實故事那就更多了。最典型的一例是我外祖母講她舅舅的事。當時我姥姥已年過九旬(她生于清咸豐年間)，但一提她舅舅只身闖關東，每個細節都記憶猶新。她說她舅舅是從蓬萊欒家口上船的，那是道光十二年。舅舅會廚師手藝，還會唱皮黃戲，但到了關東幾年，“事由兒不順”，最后只帶回一個“大腳片妗母”。這位妗母長得眼窩較深，鼻子有點高，嘴岔也大，不大會干家務活，更不會做針線。當時老家人給編了一段順口溜：“渤海灣/關東山/幾年沒掙幾個錢/領回一個大腳嫚”。弄得她舅舅挺沒面子，不久便帶著媳婦回了關東。這充分證明：在鴉片戰爭前，故鄉人已有人在“海北”那邊落戶了。

“闖關東”不是在一個時間段內大舉“破門而入”的，而是千數百年以來探尋—冒險—跋涉—起伏的過程;開始是零落漸進的，隨著主客觀各方面條件的成熟，便出現了相對意義的“關東熱”。在我們老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民族企業家自力開埠的龍口港，在“闖關東”大潮中是一個分水嶺。因為從此龍口先后與營口、大連等港有了定期的班輪，膠東半島北部和西部的民眾大都在此乘船去東北，“闖關東”漸形常態化。但不知這時的旅客們，透過“火輪”的窗口望著起伏的海浪，會不會想起當年的海上探路者東吳大將太史慈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