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同為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環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個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則是一個良臣。隋末唐初，就有這么一個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優美的文字撰寫了《西域圖記》，把當時西域四十四國的山川地貌、風俗民情，記載得十分詳盡，十分耐讀。他歷仕楊隋、宇文化及、竇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經六十余載，“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諂媚逢迎于隋煬帝楊廣，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主意，是一個大佞臣;而降唐后，卻變成了忠直良臣，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諫臣。這個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聞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見《資治通鑒》)后拜為民部侍郎，不久又遷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在他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時，為了招徠胡人，不惜花費巨資。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導也。”

更有甚者，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煬帝建議，邀請西域各國到東都洛陽參觀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陽端門一帶大陳百戲，光樂隊就有一萬八千余人，整整延續了一個月，花費十分浩大。不僅如此，他還讓外來者在各個飯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國豐饒，酒席例不取值”。時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絹帛纏樹，卻告訴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導演這出“盛世”天朝大戲之時，長安一帶，民大饑，百姓流離失所，人畜多有餓死。就連有的胡人都當面質疑：“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以如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對于裴矩的這些作為，士民恨之入骨，稱其為佞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是這個在隋朝被稱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幾經波折降唐后，卻做了不少好事，成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書的身份上表，對遭受突厥暴踐者給以撫恤，民眾欣然。

李世民對官員的行賄受賄行為深惡痛絕，便想出一懲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財物試探官員，果然有個門官接受了一疋帛(類似于今日之釣魚執法)。李世民大怒，下令處斬。就在此時，裴矩義正詞嚴地批評唐太宗，道：“為吏受賂，罪誠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番話，說得唐太宗點頭稱贊。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當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見《資治通鑒》)，把裴矩敢于當庭直諫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舊唐書.列傳十三》是這樣評價隋朝時的裴矩的：“是時，帝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煬帝)。在《新唐書.列傳二十五》中則是這樣評論的：“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

為什么同是一個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卻成了賢人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么評論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這里所說的表，是指用來測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說，君主如同測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動，影子就會隨表而動。若君王不喜歡別人說他的過錯，那么忠言就會變成佞語;若君王喜歡聽到別人的直言不諱，那么佞語就會變為忠言。司馬光在此提出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觀點：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喜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

裴矩為隋臣時，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好做假動作，好做打腫臉充胖子虛事。為了取悅皇帝，他便不惜勞民傷財，在洛陽導演了那場假富裕的大戲。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說實話辦實事，且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這樣的好皇帝領導下的好環境中，變成了賢人良臣。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寫至此，竊以為，一定會有人拿內因是變化之根本，外因只是變化之條件這一辯證法來駁斥上述觀點。我不想在此討論雞蛋與石頭的哲學偽命題，而只想用《晏子使楚》中的文字來說明。“橘生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由橘變枳，就是因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長環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么會總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沒有唐太宗時期良好的社會環境，裴矩說什么也不會由佞變賢的。由此可知，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是能讓一個作惡的人，變成一個向善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