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厲王(前878~前841年在位)是中國古代一個有名的暴君。據記載，公元前858年，周厲王為了壟斷天下的財貨，上臺不久即頒布法令，嚴禁老百姓進山采集山材，下河捕捉魚蟹，否則，必須交納高額稅金。而老百姓為了謀取生計，又不得不進山下河，此公則伙同其下屬乘機敲詐勒索，大發(fā)橫財，老百姓被盤剝得苦不堪言。

這時，大夫芮良夫站出來規(guī)勸道：“財利，賴天地之所賜，為山川之所生，是供天下蒼生享用的，誰要獨占它，危害就大了——哪能一個人獨占呢？……如今，君王您竟專擅其利，那是把天下作為對立面，冒犯很多人，這怎么行呢？如果是普通人這么做，尚且被人稱之為強盜，如今您也這樣做，今后誰還能服從您呢？您這不是給周朝敗亡埋下禍根嗎？”但是，周厲王把這位臣子的忠言當成耳旁風，仍執(zhí)意把這項法令推行下去。這樣，老百姓一下子被斷了生路，活不下去了，以至于天下擾攘，民怨沸騰，周王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詩經》有一首《桑柔》的詩，就是描述當時的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和社會狀況。詩中把周朝比喻成一株根深葉茂的大桑樹，批評這個獨裁者將它摧殘成了一株枝殘葉凋的枯桑。詩中尖銳指出，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究其原因，是官逼民反，“民之回遹，職竟用力”;老百姓被逼急了，是要拼命的，“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于是，詩中嚴厲警告說：“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在這國運維艱的時候，有頭腦的大臣們心里卻如明鏡一般，都為國家的前途擔憂。召公憂心忡忡地苦諫道：“民不堪命矣！”就是說，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了，要造反了。周厲王不但不聽，還認為這位老臣在謊報軍情，竟然一怒之下，把衛(wèi)國的巫師召來，對國人實行特務統(tǒng)治，密切監(jiān)視，嚴加控制，有誰口頭上發(fā)幾句牢騷，只要是被認為不利于當局，就立即抓起來，隨意殺掉。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氣氛中，人們連大氣都不敢出，哪里還能口吐怨言？頂多是熟人相見于途，相互間遞個眼神而已，即所謂“道路以目”。

這大概就是周厲王想要看到的“大好形勢”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對召公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自以為有天大的本事，老百姓都屈服其淫威，不敢再亂發(fā)議論了。召公可不這么看，一聽這話便表情嚴肅地說：：“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就是說，這是在堵眾人的嘴。要知道，堵老百姓的嘴，比堵河水還要難。河道因堵塞而造成決口，就會傷害很多人，管理老百姓同治理河道是同樣的道理。

接著，召公談古論今，說前代君王在處理政事時，總是讓公卿和各級官吏獻詩，樂師進獻樂曲，史官進獻歷史的經驗教訓，少師誦讀箴言，盲人或吟詠詩篇，或誦讀諷諫之言，掌管營建事務的官員大膽進諫，平民也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君王，近侍之臣盡規(guī)勸之責，君王的內親外戚也來發(fā)言，補其過失，察其是非，樂師和史官以歌曲、史實加以開導，年長的師傅再進一步修飾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有司執(zhí)行。這樣，國家的政策法令就能得到正確實施而不違背民意。召公誠懇地說：“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

最后，召公明確指出：“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人們心中所想通過嘴巴表達出來，朝廷以為行得通的就照著實行，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即所謂“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然而，此時的周厲王竟是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油鹽不進，亂政繼續(xù)實行。這個暴君哪里知道，天下盡管是萬馬齊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卻在暗中聚集，在地下燃燒，僅過去三年時間，老百姓終于忍無可忍，“邦人”(都城的市民)、“正人”(手工業(yè)者)、“師氏人”(都城的駐軍)，紛紛聯(lián)合起來，高舉造反的旗幟沖向王宮，宮廷衛(wèi)隊一觸即潰。厲王只好倉皇出逃，渡過黃河，一直逃到彘，這才喘了一口氣，雖然保住了性命，卻永遠失去了王權。周共和十四年，即公元前828年，周厲王最終病死在這個荒僻之地。

這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但歷代統(tǒng)治者對此卻置若罔聞，不但沒有廣開言路，讓老百姓說話，反而殺史官，禁偶語，設腹誹罪，開文字獄，變本加厲，這種事幾乎代有所聞，“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大概有感于斯人斯事，不無感慨地說：“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