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黃興先是擔任南京留守，后又出任川漢鐵路督辦，直至1916年，黃興又與蔡鍔推動了反對袁世凱的護國運動。不幸的是，黃興在1916年10月因病逝世，時年僅42歲。即使在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當上大總統(tǒng)之后，黃興也可說是手握重兵，他以南京留守之職掌管著南方革命黨人的軍隊。但沒過多久，他就堅決辭職。

黃興為何功未成而身先退？其實原因很簡單：沒錢。當時，無論北方袁世凱還是南方革命黨人，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沒有錢，就調(diào)不動軍隊也開不了戰(zhàn)。擔任南京留守一職的黃興，因為沒有資金，度日如年。黃興嘗試各種方式試圖改善這種局面，但最終他仍然失敗了。

南京亂象：

要錢的人擠破了門

1911年南京光復后，因為要推進“北伐”，南京城內(nèi)外駐扎了各路軍隊。城內(nèi)有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衛(wèi)戍軍等合計不下10萬余眾。若加上江蘇境內(nèi)及各地陸續(xù)開來的援軍，則不下20萬人。

時任南京臨時衛(wèi)戊司令兼第一獨立混成旅旅長的許崇灝(許崇智之弟，原第九鎮(zhèn)管帶)回憶說：“南京光復后，號稱師長者二十六人。情形極為混雜，名雖曰師，而兵不過千人或數(shù)百人而已。此等師長皆自稱革命有功者，終日奔走于南京留守之門，要索餉械，無所不在，甚至彼此利用種種手段，勾引他人之營連長投編所屬，以期鞏固自身之地位。而為營連長者，每有朝秦暮楚以求升官發(fā)財之目的，革命精神掃地無遺矣。”

20萬義軍云集金陵，這固然是革命大義的感召。但是，革命將士畢竟不是神仙，他們也要吃飯穿衣、要發(fā)餉、要武器還有各種日常的補給。這每天下來，維持費不是小數(shù)目，何況這些人所要的東西還遠不止日常開支這么簡單。

據(jù)革命黨人李書城回憶，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tǒng)的原因之一，就是眾人認為他與外國關(guān)系好，能使革命政府獲得承認并借得巨款而歸，“但結(jié)果都成泡影，因而他們對孫先生多不諒解”。

沒有錢，孫中山、黃興等人在南京的日子簡直度日如年。被提名為實業(yè)部長的張謇，最初把解決財政困難的希望寄托在孫中山身上，謂孫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如能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以上，那么臨時政府的問題將迎刃而解。但是，借債并非易事，孫中山四處奔走，不遺余力，但直到臨時政府解散，仍舊一無所獲。

據(jù)查，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部3月份支出975萬元，其中陸軍部即支出893元，占到了總支出的絕大部分。由于財政困難，革命軍中普遍拖餉缺餉，每天來陸軍部要錢的少則十幾起，多則幾十起。作為陸軍總長的黃興，這段時間可謂焦頭爛額，每日疲于應(yīng)付。據(jù)其子黃一歐回憶：“先君擔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兼大本營兵站監(jiān)督，發(fā)軍餉、買軍火都要錢，因為軍餉沒有著落，經(jīng)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間，累得吐了血。想通過張謇設(shè)法向上海借幾十萬應(yīng)急，他一拖就是個把月，急得先君走投無路。”

財政危機：

臨時政府面臨瓦解

為緩解經(jīng)濟上的困窘，孫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辦法，如發(fā)行軍需公債、發(fā)動南洋僑民捐款、向外國銀行借款等，但籌集的經(jīng)費杯水車薪，到手即盡。1912年1月8日，臨時政府發(fā)行1億元軍需公債，但結(jié)果并不理想，總共才募得500萬元，其中還有不少是來自美洲及東南亞華僑的支持。之后，臨時政府又發(fā)行100萬軍用鈔票，但因沒有擔保，商人不惜以罷市相拒絕，而輪船招商局、漢冶萍等借款也都無功而返。

此時的南京，城內(nèi)外到處都是騷動的士兵，他們成群結(jié)隊，嚷著要發(fā)放欠餉，幾有嘩變之勢。私下里，孫中山曾無奈地承認：倘若數(shù)日之內(nèi)無足夠的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將面臨瓦解之命運。胡漢民也說，當時的革命政府，“軍隊不堪戰(zhàn)斗，乏餉又慮嘩潰”，隨時有兵變的可能。身為陸軍總長的黃興甚至自稱：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唯有割腹以謝天下！

南北和議進行之時，黃興曾對率桂軍來援的革命黨人耿毅說：“我何嘗不想北伐掃蕩虜廷，直搗黃龍。但附和革命者，不是盤踞地方，就是擁兵自衛(wèi)，只求目前名利，不計將來禍患，有的甚至還與袁世凱暗通聲氣。黎元洪本非革命者，我若過于強制，他即與袁世凱單獨媾和。大勢如此，我何能獨持異議。孫大總統(tǒng)初回國，尚不知其中內(nèi)容，責我過于軟弱，我只好忍受。”時為黃興參謀長的李書城對此也頗有同感，他列舉了七八個都督和民軍將領(lǐng)，認為革命軍一旦與袁開戰(zhàn)，“他們很可能反戈相向”。

留守難守：

裁軍最大難題是沒錢

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臨時參議院北遷。參議院眾人北上之后，南京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因為各路革命軍并不能隨同北上。而和議告成后，南方軍隊在軍事上已無用武之處，他們的數(shù)量是如此龐大，已大大超過各省財政所能承受的范圍。

對此，革命黨人自辦的報紙《民立報》也痛加批評說：“江南各地到處都是兵！軍官的數(shù)量多如牛毛！陸軍部不但不知道這些兵夠不夠用，就連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調(diào)查也沒有辦法，遣散也沒有辦法，要編制這些軍隊，又不好編這個不編那個。”軍隊要求發(fā)餉，陸軍部又不敢不答應(yīng)。

革命軍一日不去，南方局勢即一日不寧，其遺留問題讓袁世凱很是頭疼。袁世凱考慮再三后，認為解鈴還須系鈴人，把這個重擔留給了黃興。于是，在唐紹儀內(nèi)閣成立后，袁世凱同時發(fā)布命令，委任黃興為“南京留守”，其目的就是要借黃興之手來處理南方革命軍的裁撤問題。毫無疑問，這職位是個燙手的山芋。

黃興是個忠厚人，他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命并通電稱：“兩江一帶軍隊，維持整理刻不容緩。興縱懷歸隱之志，也斷不敢置經(jīng)手未完事宜于不顧，以負我軍界同胞。”4月6日，黃興正式就任，留在南京處理各省革命軍的裁撤與遣散事宜。

很不地道的是，袁世凱給了黃興維持與整理革命軍的權(quán)力，但沒有給予相應(yīng)的財政支持。無奈之下，黃興也只能以“愛國”為號召，鼓勵軍人們自動離職，共濟時艱。這樣說固然很容易，真做起來卻是非常困難——在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前，誰會輕易放下手中的武裝呢？

想當年，李自成農(nóng)民軍推翻明廷，集結(jié)在京的大順義軍有40萬人。勝利之后，這些人很快變質(zhì)，“賊將各踞巨室，藉沒子女為樂”。當時有人提醒主將劉宗敏，說這樣下去會激起民變，劉宗敏卻直截了當?shù)拇鸬溃捍藭r只憂兵變，民何足言！軍興日費萬金，安所取給？

鼎革之際，軍餉的匱乏令北洋軍兵變頻發(fā)，革命軍也同樣因為欠餉而發(fā)生了多起兵變。黃興的主要任務(wù)是裁軍，最大的難題是沒錢，沒錢不能維持軍隊而且還要將之廉價遣散，這引起了部分革命軍將士的強烈不滿。

突發(fā)事件：

叛軍深夜兵變

據(jù)與黃興并肩戰(zhàn)斗的革命黨人李書城回憶：南京留守府最困難時，不得已將軍隊伙食從干飯改為稀粥，以后連稀粥也不能維持，乃將南京城的小火車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萬，暫維現(xiàn)狀。某夜，江西軍俞應(yīng)麓所部突然嘩變，在南京城內(nèi)肆行搶劫，經(jīng)請廣西軍王芝祥軍長派隊彈壓，到天曉才平定。除由軍法處將證據(jù)確鑿的犯兵予以懲處外，其余均遣送回籍。

李書城說的這場兵變發(fā)生在4月11日晚，參加嘩變的部隊主要是贛軍第七師(師長俞應(yīng)麓)第十四旅(旅長鄧文輝)所轄的第二十七、二十八團，其所屬兩千多人趁黃興赴上海籌餉之際突然發(fā)動兵變，叛軍沖出營房后，在白門橋、太平橋一帶大肆搶劫商店并濫殺無辜。

事變發(fā)生后，南京留守府總務(wù)處長何成濬以副官長名義調(diào)城外駐軍王芝祥部入城戡亂。至次日早上，嘩變基本平息。與李書城的輕描淡寫所不同的是，這次兵變后的處理極其殘酷，當夜擊斃除外，事后處死的革命軍士兵高達七八百人之多，其中大多不經(jīng)軍法審判，有些甚至只要是該旅官兵，即被拉到留守府后面的水塘中槍決。

得此消息后，黃興急忙坐夜車往回趕。但等他回到南京時，天色已亮，兵變也已被殘酷鎮(zhèn)壓。對此，黃興何嘗不感到負疚萬分：當時南京的一些革命軍不僅拖欠軍餉，而且供應(yīng)極其微薄，有的部隊甚至連飯都吃不飽。

事后，黃興致電袁世凱：南京局勢危急萬分，不但各軍積欠餉項無從發(fā)給，即目前伙食已無法支持。告急之聲，不絕于耳。似此情形，一兩日內(nèi)必有絕大險象。兩日后，黃興再發(fā)一電：此間軍隊伙食已數(shù)日不能發(fā)給，今日有數(shù)處竟日僅一粥，每日索餉者門為之塞。危險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報密陳，日必數(shù)十至。嘩潰之勢，已漸發(fā)端。二日內(nèi)倘再無款救寧，大亂立至。

對此，袁世凱卻是置若罔聞。因為當時袁世凱也沒錢。當然，即便是他有錢，袁世凱也不會給革命黨。在袁世凱看來，他就是要把黃興放在火上烤，要看革命黨人的笑話！

裁撤軍隊：

黃興身心憔悴

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黃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最終將駐扎在南京蘇皖地區(qū)的北伐軍隊縮編成5個軍：第一軍(鎮(zhèn)軍)，軍長柏文蔚，后出任安徽都督而將所部帶去安徽;第二軍(揚軍)，軍長徐寶山，所部歸中央直轄;第三軍(桂軍)，軍長王芝祥，所部多遣返廣西;第四軍(粵軍)，軍長姚雨平，其部隊由廣東新軍組成，其中一部分遣返廣東，其他大多就地解散;第五軍(浙軍)，軍長朱瑞，后出任浙江都督而將所部帶回浙江。

《泰晤士報》記者福來薩曾說，任“南京留守”時的黃興，其地位“相當于一身而兼六個總督”，“統(tǒng)治著大約四分之一的中國”。因而，有不少人認為，黃興當時統(tǒng)轄南方各軍，掌握有數(shù)十萬軍隊，實可與北洋軍相抗衡。革命黨人居正也說：同盟會骨子里，總統(tǒng)雖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勢力。假以時日，整理就緒，則袁氏雖狡，終有所忌憚而不敢別有異圖。

表面上看，革命軍似乎有樂觀的理由，但胡漢民則對此持悲觀態(tài)度。他認為，南京軍隊號稱17師，實則只有粵軍、浙軍有戰(zhàn)斗力，粵軍當時駐于徐州與張勛所部對峙，而浙軍將領(lǐng)一向反對黃興，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不啻于烏合之眾，決不能應(yīng)敵。

贛軍兵變后，黃興加快了裁軍步伐，但其間究竟裁兵多少，因革命軍本身即不穩(wěn)定，很難拿出準確的數(shù)據(jù)。據(jù)事后估算，有說裁軍20萬的，也有說整個南方(江蘇、湖南、江西、廣東、安徽、福建六省)共裁去27師36萬的，不一而足。

作為特例的是，留守府即將結(jié)束之時，黃興為保存革命實力而將革命軍中的優(yōu)秀軍官重編一師，這支部隊從師長以下至營連長，大都為同盟會籍的日本士官生和保定軍校生，槍械也都為雙份。這就是1913年“二次革命”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第八師。但是，黃興在號召其他部隊自行遣散的同時又為第八師招募骨干與士兵，這種做法引起了革命軍中的混亂與被裁人士的不滿，最后被迫停止。由此，第八師的整編質(zhì)量大為下降。

在裁兵事務(wù)尚未完全結(jié)束時，其不顧同盟會激烈派的反對而向袁世凱一再要求辭去南京留守府的職位，去意甚決。因為，整理裁撤軍隊的任務(wù)確實讓黃興感到身心憔悴，已是不堪重負。

辭去留守：

淡泊名利無官一身輕

1912年5月13日，黃興致電袁世凱請求撤消南京留守府。對此結(jié)果，袁世凱早已料到，事實上，他就是要通過這種手段來消磨革命黨人的斗志。因此，黃興提出辭職后，袁世凱仍舊刻意挽留。直到5月31日，江蘇都督程德全答應(yīng)接手南京留守府，袁世凱才批準了黃興的辭職。半個月后，黃興發(fā)表解職通電、告將士書及解職布告，之后悄然離開南京。

卸任后，黃興如釋重負，革命黨人也多有理解。章士釗在《民立報》上發(fā)表社評《論黃留守》，其中評價甚高：黃興本一書生，以戰(zhàn)術(shù)絕人譽之，此誠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報國，義勇蓋天下，神人之所共信。黃興本一武夫(此與書生之誼并行不悖)，于政情法理，研求或不深……至其心地之光明磊落，其不失為一明道之君子，記者夢寐之間，未或疑之。

黃興一生淡泊名利，其座右銘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亦不居”，堪稱革命黨人中的道德楷模，人品亦有口皆碑。胡漢民曾評價說，黃興“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長沙俗語，大意是從容不迫)”。章士釗自稱弱冠以來交友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黃興，“無爭”之外，“一切任勞怨而不辭”。

當年9月，黃興返回闊別多年的家鄉(xiāng)湖南，途中正值他39歲生日。在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后，黃興回想起這十幾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萬千，并賦詩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yè)如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此時的黃興，將屆不惑之年，對他來說，之前的革命事業(yè)已成昨日煙云。在經(jīng)過多年居無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民國新立，黃興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屬情理之中。

不過，激烈派卻對孫、黃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孫中山、黃興北上與袁世凱會談后，革命元老譚人鳳大發(fā)感慨：“以前有人寫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這兩句正好應(yīng)該送給孫、黃二人，不過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凱的圈套。孫中山還說什么愿袁世凱為十年總統(tǒng)的胡話，就連黃興也立刻改變了論調(diào)，難道袁世凱真的有魔力嗎？這些人怎么會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間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其實，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黃興為何辭去南京留守一職，想來讀者心中已有答案。

黃興本以為革命已經(jīng)成功，可以投身于實業(yè)之中，遂出任川漢鐵路督辦一職。1912年8月，他在《鐵道雜志序》中寫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蘇民困，厚國力，舍實業(yè)末由。”主張“先以鐵道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進諸國后塵，則實業(yè)庶幾興勃也乎！”可惜的是，由于政局的動蕩和變化，他本人又不得不投身于二次革命與護國運動，并英年早逝，以至于其發(fā)展實業(yè)和教育的主張大都未能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