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亮躬耕隴畝，……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這段話文意淺顯，意思是說諸葛亮在南陽躬耕時，經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樂毅，人們都不以為然，只有好友崔州平、徐元直相信諸葛亮有這般才能。

管仲和樂毅，一個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一個是戰國后期杰出的軍事家、戰神，在歷史上大名鼎鼎。管仲輔佐齊桓公，發展生產，富國強兵，促使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樂毅輔佐燕昭王振興燕國，統帥五國聯軍攻打齊國，“下齊七十余城”，“齊城不下者兩城耳”，一雪當年強齊伐燕之恥，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軍事傳奇。

諸葛亮在隆中時，大概二十出頭，未出茅廬，未建寸功，就敢自比管樂，很有些大言不慚，難怪會被“時人莫之許也”，遭到人們的白眼和不屑。后來，經徐元直的強力舉薦，諸葛亮才得以出山，輔佐劉備建立西蜀政權。劉備在世時，諸葛亮沒有多大建樹，劉備死后，后主劉禪即位，諸葛亮受劉備托孤，“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才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

在政治方面，諸葛亮治理蜀國有些成就，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比起管仲來，還差得很遠。諸葛亮治蜀，基本上是按照當年他在“隆中對”中所提出的方針進行的，其重點在于加強法制。而管仲為相后，注重整體思維，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銳意創新，把齊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多方面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改革，推行“一體之制”，使齊國在短時間內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總起來看，諸葛亮的治蜀方針不如管仲的治齊措施層深面廣。

法制上，諸葛亮注重法制建設，嚴明法令，賞罰必信，制定了《蜀科》，并依此作為執法的根據，推行“約官職，修法制”，實行“納言之政”，坦誠對待下屬，要求官員們集思廣益，盡忠盡力。管仲則推行“四民分業”制度和“三國五鄙”制度，使全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這一點，諸葛亮不及管仲。

外交上，諸葛亮實行“東合孫吳，北拒曹魏”的方針，主張在三足鼎立的基礎上聯吳抗曹，因過分依賴比人而略顯被動。管仲則建議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相號召”，打出維護周天子的旗幟而威震諸侯，從而占據了外交主動權，使海內外諸侯望風而附。這一點，諸葛亮不及管仲。

經濟上，諸葛亮重視維護和發展農業生產，注重發展鹽業、鐵器制造業和絲織業，發展領域較小。管仲則提出了“均田分力”、“案田而稅”，提出了“官山海”，實行鹽鐵專賣，鼓勵發展工商業，積極與境外交易，發展空間較大。這一點，諸葛亮不及管仲。

選才上，諸葛亮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對有才能有實績的官員提拔重用，但往往出于個人喜好，有失偏頗。而管仲則推行鄉選、官選、君選的“三選法”的官吏選任制度，彰顯公平公正。這一點，諸葛亮不及管仲。

輔政上，不論是作為丞相，還是作為“相父”，諸葛亮都有責任、有義務，也完全有能力把劉禪培養成為一代名君，即使成不了名君，也不至于成為一個庸君。諸葛亮死后，劉禪重用小人，排擠賢臣，把朝廷搞的烏煙瘴氣，亂七八糟。諸葛亮培養了一個亡國之君，而管仲則把齊桓公輔佐成為一代明君。

此外，在社會保障方面，管仲還實行了老老、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病、通窮、振困、接絕等九個方面的“九惠之教”;軍民協作上，管仲強調寓兵于農，將軍事編制隱于行政編制之中，讓他們“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提高了軍民協作能力，這些也是諸葛亮所不及的。《三國志》作者陳壽也稱“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說諸葛亮的政治才干比不上管仲和蕭何，又稱“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諸葛亮的才能，治理國家的水平要比領兵打仗略強一些。

那么，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到底如何呢？一部《三國演義》小說，把諸葛亮渲染成了用兵如神的軍事天才，其實不然。

事實上，諸葛亮在分兵屯田、兵器革新等方面是有歷史貢獻的，但其在戰略、指揮、用人方面出現過嚴重失誤，六出祁山無功、關羽丟荊州、馬謖失街亭就是例子。

當時，魏蜀吳三國中，魏疆域大，人口眾，兵源廣，良將多，吳蜀聯手也未必是魏的對手，當時的情況，吳蜀友善，共抗強魏，維持三足鼎立態勢為上策，也是蜀國偏安一隅的長久之計。諸葛亮不識戰略大體，“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自不量力地連番遠道伐魏，抗衡強國，窮兵黷武，無功而返，造成將士疲憊，國庫空虛，國勢衰敗，諸葛亮負主要責任。

首次北伐時，魏國的關中及隴右地區兵力空虛，守備廢弛，這對于蜀國說無疑是一個天賜良機。名將魏延向諸葛亮建議兵分兩路，一路從正面進攻，一路出奇兵由子午谷偷襲長安。這一策略雖然有風險，但是能夠起到建立奇功的效果，而且能夠速戰速決，與二十年前諸葛亮在隆中時提出的入主中原的設想也不謀而合，但諸葛亮沒有采納，從而喪失了一次直取長安一舉平定關中的大好機會。后來，魏國加強了邊關設防，蜀國的攻伐之路變得越來越窄。

說到荊州和街亭問題，名為關羽、馬謖所致，實為諸葛亮用人不當。在荊州問題上，諸葛亮為討好劉備，錯用關羽守荊州，結果關羽剛愎驕傲，自以為是，破壞吳蜀聯盟，造成荊州失守，孫劉反目，蜀國的局勢便從此無可逆轉。在街亭問題上，諸葛亮不用能征善戰的魏延等人，而把對抗魏國名將張郃如此重任交給一個沒有實際作戰經驗的書生馬謖，豈有不敗之理？街亭兵敗，使原本利于蜀國的戰局發生逆轉，諸葛亮信心滿滿的首次北伐之構想和戰果毀于一旦。

打仗這事，要看天時、地利、人和等實際情況，條件不允許就要住手，連不怎么會打仗的管仲都明白這個道理。管仲為相相之前，曾三次參加戰斗，但三次都臨陣脫逃，人們譏笑他貪生怕死。其實管仲并不是怕死，只是因為家中有年邁的母親需要他供養，不能就這么把命丟了。能打就打，打不過就退，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諸葛亮六出祁山，恨不得每次都畢其功于一役，非要與對手拼個你死我活，“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最后一次北伐，諸葛亮率十萬大軍筑防于渭水南原。蜀軍遠道而來，利在速戰，可司馬懿堅守不出，諸葛亮派人送給司馬懿“巾幗婦人之飾”，意在激怒司馬懿應戰。司馬懿識破了諸葛亮的詭計，仍堅守不出。諸葛亮計窮心憊，心理上無法承受，最終抱憾殞命五丈原。

毛澤東在點評《三國志》時曾言“司馬懿敵孔明之智”。諸葛亮的軍事才能連司馬懿都不如，他比樂毅如何呢？在《三國演義》小說中，赤壁之戰成了諸葛亮的成名作，其實，諸葛亮對赤壁之戰并沒有多大貢獻，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是周瑜，而不是非諸葛亮。此外，《隆中對》也非諸葛亮首創，魯肅比其早八年就已經提出，諸葛亮對之只不過是稍微做了一下修改而已。四川是劉備打下來的，幾乎沒諸葛亮什么事。觀其一生，諸葛亮在軍事上沒多少建樹，與同時代的司馬懿不是一個檔次，與早其數百年的戰神樂毅更沒法比。

入仕之前，諸葛亮隱居隆中，忙時耕田，閑時讀書，要么喝酒，要么遠游，所接觸的人大多為玩世不恭、疾世憤俗、不切實際的文人騷客，與政治、軍事沒有直接和正面接觸，社會經驗比較少，其所聞出自別人之口，其所論也是閉門造車。為了提高個人聲望，沒有建立任何宏偉業績之前，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鼓吹自己的政治、軍事才華，最終引得皇叔劉備屈尊降貴，三顧茅廬。為了實現早年夸下的海口，諸葛亮執政后，急功近利，一心滅魏，以卵擊石，以弱攻強，結果只會是慘痛的失敗。可以說，“自比管樂”讓諸葛亮成名，也是壓在他心頭的沉重包袱。在諸葛亮死后的三十多年里，其得意弟子姜維，繼承了諸葛亮的遺志，九伐中原，蜀國實力更為衰減。終其一生，諸葛亮“自比管樂”實在是大言不慚，其一生也為那句大言不慚的“自比管樂”所累。

當然，不能因為諸葛亮大言不慚，就全盤否定他的歷史功績。《三國志》稱“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堪稱一代賢相能臣。最后，作者陳壽還特別指出，諸葛亮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政治方面不如管仲，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軍事方面也不是他的長處，對諸葛亮的政治和軍事才能作了客觀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