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字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與紅豆館主溥侗、袁寒云、張學良并稱“民國四公子。民初，曾游走于軍人幕，投身金融業，后致力于寫詩填詞。1949年后，更是擔任了一大堆琴棋書畫的理事、會長、委員、顧問之職。京昆名票，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張伯駒將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給了國家，以求免災。這些文物包括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頫《千字文》等。(見章詒和《君子之交》)皆非俗物，實在是了得！

章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記述了張伯駒一件好玩的事情。解放后，好玩又好古的張伯駒看上了一幅古畫，意欲得之，但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委員已非彼時的張公子，他雖擔任了眾多理事、委員之類的職務，但均系虛職，并無實惠。夫妻兩人的工資應付日常開支和昔日名門的瑣細關系亦難維持，再想拿出錢來收藏古玩，似乎有些不自量力，敗家子習氣。“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來。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好玩吧。這才是大家族里出來的真正的玩主。玩主是不管所玩的東西有用沒用的，他也不管錢夠不夠。一說錢，那就俗了。在真正的玩主眼里，錢財以及與此有關的東西都應遭到鄙視。如《奢侈與資本主義》的作者維爾納?桑巴特所說，考慮金錢問題和平衡收支都被視為庸俗的事情，而將它們留給管家。“在購物時考慮是否為自己的財力所能及，那是一種小店主作風”。對真正的大家族來說，即使是那些遺老遺少們，也對“小店主作風”充滿了鄙視和不齒。當黎塞留元帥的孫子將黎塞留先前給他的一個裝滿錢的錢包原封不動地還給他時，黎塞留元帥一把將它扔到了窗外。

說得譏誚點，張先生的行為算是一種高雅的愛好，人生的享受，貴族的格調，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為我們民族保留了不少好東西。珍寶藏在有錢人家里。若背性從習，委心逐物，利令智昏，則是一種奢侈，玩物，孟子所說的“失其本心”。用桑巴特的話說，奢侈就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費”。而哪些才是必要的呢？“分我一枝珊瑚寶，安她半世鳳凰巢”，對窮人必要的，富人也許會棄之如敝屣。伊壁鳩魯提倡極儉，他對人的饕餮之心充滿警惕，“在消除了匱乏的痛苦之后，實際上清茶淡飯與豐盛宴席給人帶來的快感是相同的。”而孟德斯鳩卻說：“奢侈絕對有其必要，富人不揮霍，窮人將餓死。”“多余，卻很有必要。”這是伏爾泰的名言。

貴族是什么意思？那不僅僅是氣質上的優雅、骨子里的優越和生活里的優裕，貴族不僅僅是一種身份和地位，更是一種人生態度。貴族首先代表一種生而為人的尊嚴，任憑歷史的洪流如何沖刷，真正的貴族不會隨波逐流，他們有自己一貫的態度，“只向內心求生活”，能在洪流中樹立起自己歪斜卻從容的身影。貴族表達一種教養精神，一種傳承的態度。《君子之交》中所描述的張伯駒背著雙手徒步去吃西餐的情景一直讓我動容。這個老派的貴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天生厭惡粗俗，樂于獻身于一種“優雅趣味”。秉受一種優裕的傳統教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離開那些老派貴族的作風與趣味太遠。收藏，玩古，玩票，玩洋，他尋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眾趣味糟蹋的玩法，且每玩一樣，都要達到一個貴族的最高極致。在不屬于自己的時代，他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不會降低，也不會取消早點和下午茶。他的姿態要么倨傲，要么厭倦，甘做一匹瘦死的駱駝，架子絲毫不倒。真正的貴族心中必有大愛，愛人，愛己，愛物，并“依靠那種已經融入某些物品和個人風格之中的愛來滋養自己”，愛的風向標指向內心。真正的貴族，常常能夠超越具體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種天然的自由精神，而這恰恰是新式體制人物所缺乏的。

在時代面前，最后的貴族如恐龍般消失，貴族之不存久矣。在那個貴族茍延殘喘的時代，人性惡被重新喚起，影響延續至今。不管是“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還是奢侈，“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桑巴特語)，有一個價值觀念是應該確立的：應該尊重他人選擇生活的自由。有人覺得張伯駒一生活得很精彩，有人覺得他渾身充滿了不良的遺老遺少的氣息。而我們評判他人生活的權力又來自哪里？在我們大多數人心底，似乎都有一種隱秘的“仇富”心理，人之常情，但應學會理性行事。孔夫子閱人無數，也只是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者看不慣，說他們“難矣哉”。夫子愛人如己，敏事慎言，這才是大國民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