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乾隆的認識，有一個反復的過程。由塑造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到由盛轉衰的推手——好色、游手好閑、浪費了多次中國歷史發展戰略機遇的自高自大的帝王，再到封建社會的合格帝王，最后到擁有重大性格缺陷的合格帝王。

個人認為，研究清史特別是政治史，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需時時記住，否則就會因為暫時忘記而失去一個研究的準繩。即：作為戰勝者一方(滿蒙)，對于失敗的一方(包括漢族在內的其他民族)，在任何時候，其精神都是高人一等的。因此，他們對漢人官員既害怕又蔑視。

正因為如此，乾隆才會因為怕柴大紀的戰功超過福康安，而以非常可笑的由頭(福康安因為柴大紀戰爭期間來不及穿下級見上級的禮服而惱怒柴大紀的風光，近而闡發出漢人不可靠的歪理，進而激怒乾隆。近而，乾隆又以貪污、貽誤戰機等為名殺了柴大紀，最終為了坐實案子，便向福建藉的在全國各地的文武官員發動進攻，殺的殺、發配的發配。其實，這樣的案例在清史并不鮮見。由此，我們可以解答，乾隆為什么在后期那么寵信和珅。正是因為乾隆后期出現的和珅把乾隆在吏治上的形象給毀了。

清朝第一德政就是“永不加賦”，康熙晚年曾希望按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賦稅作為準則，日后無論多生出多少人也不變。然而，因為各種原因這項政策根本沒有施行(但效果還是有的，康熙朝總共免賦稅1億4千萬兩)，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將其真正地履行下去。

幾乎與此同時，乾隆五年，還號召全國的地主對租戶減免田租由此減輕對佃農的壓力。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皇帝，真是太不容易了！作為最大的地主，皇帝也并非只照顧地主階級的利益。

乾隆和歷代封建帝王一樣，在糧食作物有了保障之后，就開始大面積地推廣經濟作物，如種桑養蠶、棉花種植等，其實，這些到了晚清左宗棠時期一直在這么搞。比較有特色的是，乾隆還大力開發了采礦業，如金銀銅鐵錫鉛等金屬礦業，煤炭等自然礦業。

更為重要的是，乾隆時期初步扭轉了沒有人口統計的劣勢。人口統計問題極為關鍵，可以說關系到一個王朝的興亡。晚明之所以亡國，其原因就在于上至皇帝下到父母官，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老百姓有多少，明朝二三百年的歷史，始終是六七千萬人，未增一人未減一人，未生一人未死一人(當然，這個“人”僅僅是納稅單位)。再加上廣大的流民、賤民的存在，明朝的人口是筆糊涂賬。這就是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屢次失敗，屢次只剩幾個人的情況下沒過一兩年就突然帶著數萬、十萬幾萬農民軍突然出現在官府面前，而官府根本沒有準備的根本原因，官員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屬下有多少老百姓。

到了乾隆五年，乾隆終于下定決心要統計全部男婦大小人口，在乾隆六年錄得人口一億四千萬，52年后全國人口3億多。46年人口增長一倍多，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相對平穩的政局，全面的整體社會發展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由此，就可以反證出，乾隆其實干得不錯。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展，問題就出來了。終于相繼爆發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山東王倫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肅蘇十四起義、乾隆五十一(1786年)年的臺灣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白蓮教起義，幾乎影響了全中國，對清廷的統治產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威脅。而對民生、吏治等問題，乾隆并沒有真正地自省，只是躺在自我良好的感覺中。乾隆帝的吏治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

人口增多，賦稅卻不增加，顯然政府的工資獎金就無法發出來，這也是清廷繼續施行明“低薪”的原因之一。由此，就必然帶來官員的腐敗。乾隆時期，官員腐敗眾多的原因也是制度給逼的，你如果不腐敗的話，就沒有辦法生存。為此，康熙活著的時候就曾經對于人口增加問題提出過：要靠搞活經濟來增加工商稅收來解決問題，然而，問題又來了，農業作為封建社會的根基是不能動的。這可麻煩了，要增加手工業、商業、采礦業、運輸業等，就必然會動搖靠天吃飯的農業，這完全是對立的！就在這種對立中，問題總是時好時壞地解決著。

正是因為上述根本原因，乾隆朝的經濟政策無論多么好、多么巧妙，它始終都沒有超脫漢、唐、宋、明的經濟政策范疇，在眼界上落后于宋和晚明。因為，經濟政策的傳統性，那么王朝興亡的傳統定律就會同樣顯示在他的身上。

清朝的皇帝，很快速地吸收了中國歷史王朝的興亡教訓，成為少數民族政權中最完善的政權。然而，他們終究不能抵擋住歷史的教訓。假如乾隆皇帝沒有進行“養廉銀”的制度確立的話，清朝的歷史將是另一個樣子。由雍正創建、乾隆確定的該項制度，至少延長了清朝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壽命。

但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們特別是官員們有了更好地應對方法。最終，乾隆想出了一個好的辦法：既然祖宗定下了低工資的政策，我也沒辦法，那好吧，我就在工資之外給你們發獎金吧，由此“養廉銀”登上了歷史舞臺。

然而，養廉銀也無法阻擋腐敗的蔓延，反而更增加了貪欲。對此，乾隆采用的方式是殺、威棒。殺就是殺貪官、殺異端思維也就是施行文字獄。我們先說文字獄，乾隆是為了給后代塑造一種忠于清朝的思想氛圍(他認為后世君主肯定沒有他有智慧有手段)，鞏固清朝的統治。從實質上看，乾隆的所作所為和朱元璋并無太大區別，朱元璋等人是從肉體上消滅可能的未來威脅，但他僅限于他的那一代人而已;乾隆則是要從精神上、肉體上消滅可能的未來威脅，他的目標是永遠。

再說說殺貪官的問題。以前的印象中，乾隆皇帝對于貪腐問題比較不重視，在其任內出現了和珅這一大貪官(不僅僅是和珅，還有李侍堯等多位大貪官也受到了袒護)。然而，我們卻忽視了和珅之前40余年，乾隆殺的一二品大員有多少，殺的貪官又有多少。可以說，乾隆朝是整個清朝懲處貪官力度最強的一朝，乾隆任期內達四五十人，僅殺的、嚇死的一二品高官案件就不下20起，一次懲處一二百名官員的案例就有三起以上。

乾隆時期，是清代貪污案件最多、涉案官職最高、犯罪數額最大的時期。以乾隆四十五為界，前四十四年發生十七起一二品官員貪腐案件，后十五年發生十二起貪腐案件。而且都是集團作案，例如案例中我們講到的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冒賑案。從總督到縣丞共有120多人。被殺者56人，一二品官員的總督、巡撫、布政使各一人;知府、道員三四品官五人;同知、知州、通判等五六品官十人;知縣縣丞等正副七品官三十八人。其余七十多人則被判處流放、抄家。

面對貪腐，乾隆采用了四種方式予以應對：

第一：完善養廉銀制度。

第二：加強懲貪力度，貪污一千兩以上者死刑。

第三：停止雍正朝指定的死緩犯人可以捐贖的制度。

第四：新增了侵貪罪，明確父死子賠為制度。

第五：禁止上級索要下級錢財，接受土特產。

第六：嚴禁官員設立管家門人，拒絕接受紅包、索要門包。

由此，乾隆時期，二品以上大員被斬絞、勒令自盡者達27人。那乾隆后期為什么變了呢？問題就在于滿漢問題上。封建統治者唯一的管理模式就是金字塔形式，皇帝直接或間接控制住各地的督撫藩臬，然后由他們控制省市縣的政權格局，最終，由各地鄉紳利用各種鄉約控制住廣大的最基層的百姓。

因此，長期與其交流的就是這些督撫藩臬，時間長了，自然對于他們心生袒護。而且，再加上和珅本身的能力，乾隆對其極為喜愛，畢竟純正的滿人中好不容易出來一個政治人才，乾隆自然要袒護。同樣，康熙朝對噶禮的袒護也是如此。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之前，對于貪污問題也極為重視、處罰也較為嚴厲。但乾隆審案的不公卻非常嚴重，例如李侍堯貪污受賄三萬一千多兩，金六百兩。但他卻以“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聯亦不肯為已甚之事”為由，將死刑改判了死緩。這一“緩”就出問題了，經過捐錢贖罪等正規方式，以戴罪立功的形式逐漸再次成為封疆大吏。

而同期的廣州將軍秦璜，貪污受賄不到二百兩，卻也判了死緩。秦璜之所以被重判，乃是乾隆認為秦潢有違禮制，妨礙了以“禮”規范吏治、民風進而維護統治秩序的戰略。那么秦潢都違反了什么禮制呢？其一，進官衙時用八抬大轎;其二，在小妾生日擺酒席唱大戲;其三，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就是，竟然休了大老婆，把妾提拔成了妻。

在乾隆時期，共有18名一二品官員因貪腐自盡。但也許是因為年齡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對于“養廉銀”作用的自我感覺良好、也許是對貪腐之戰的勝利希望的喪失，乾隆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卻采取了一種讓人悲哀的手段——縱容。

由此，出現了各種問題。乾隆中后期，全國各地各種起義、民亂再次多了起來，更出現了和珅這樣的大貪污犯。由此，清朝步入了衰落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