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約1591—1646)，字瑤草，貴陽人，萬歷四十七年二甲第十九名進士。

人肉責任人，與人家的學歷、文憑有毛關系？這在別人那里無關緊要，放在馬士英這里還真異乎尋常。

東林黨人認為馬士英、阮大鋮攪到一起，是氣味相投的緣故。這個看法即使不邪惡，也夠書生氣。比較合乎情理的，他們的關系比誰都鐵，最初起作用的是“同學錄”——

馬士英萬歷四十七年中得進士，其實他萬歷四十四年即已參加了會試。這一年，馬士英與阮大鋮一同在京城呆了數月，會試后一共高中。奇怪的是，馬士英卻沒有參加殿試。至于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估計也沒有人能夠清楚，只能查明這個情況屬實。所以，馬先生當了中國高考史上第一個知名“復讀生”。

查復讀，不是要給馬先生揭短。復讀，壓根也不是一件壞事，沒考到大學，先考到同學，同樣受益匪淺。你復讀幾年，自然會有幾倍的同學，人脈關系就要比人硬幾倍，有什么麻煩事，別人跑斷腿，你幾個電話搞定了，還有一兩同學要請你搓一頓。

那時雖沒有“復讀”的相關規定，但他與上一屆的阮大鋮的“同學(同年)關系”，還是能夠確認的。有了這層“同學”關系，后來又一同受到組織處理，馬士英與阮大鋮再在南京城相遇，這個場面就不是兩個倒霉干部的路遇了。相互對視，坐上酒桌，怎么地也得多喝兩盅。

讓他們成為“同學+兄弟”的，那要感謝周延儒了。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繩，號挹齋，宜興人，20歲時連中會元、狀元，37歲首拜首輔，49歲二度為相。二度為相的周延儒，曾革除前任弊政，免除戰亂百姓欠稅，起用有名望朝臣，朝野稱賢。最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周總理不得不編點假新聞逗樂皇上，戲法穿幫，被責令自殺。

你也看出來了，周先生本領大，官也大，折騰更大——折騰了十幾年，也只是重回舊崗，并且折騰掉自己的老命。

周延儒與馬士英、阮大鋮實質性地扯上關系，便是他二度為相的敏感時期。

當最大的官，就要使上最大的銀子。周延儒花出的銀子有多少立方，我沒搞清楚，因為這明顯超出了一個作家的權力范圍，有偵緝權的部門可以一試。反正很大，大到周家的銀子堆在一起都不夠份量，最終還要到社會去募集股金。

這個時候，阮大鋮提了一袋銀子，決定投資創業股。

阮家是個大戶，雖說都是從貧下中農那剝削來的血汗錢，但也算是合法收入。相對于阮家，周延儒嚴重違規，太不厚道了。他收了人家的股金，不僅不給人股票，連張收據都不打，只給了一樁期貨，還是口頭的——

周延儒對阮大鋮說，干部工作不是我一人說了算，你受組織處理的時間還不長，我要是勉強推薦你，萬一有人舉報，組織上又不批準，對你對我都不好。你不如推薦一個條件成熟的哥們，我栽培他，他再栽培你。

靠！這才是官場的高級黑，收錢不辦事，連責任都甩出去了。

阮大鋮的銀子也打到專用帳戶了，結局弄出這個樣子，心比割肉都疼。一咬牙，將馬士英的名字報了出去，就當是買了張“刮刮樂”。

這事的真偽，不好說。正史與后世文人，都一致認為阮大鋮拿了一大筆錢入股，讓周延儒去當首輔。但阮大鋮剛犯過錯誤又提拔不了，周延儒讓他推薦了好朋友馬士英，馬士英再去提拔阮大鋮……幾乎就明著讓阮先生鉆套。因為這筆交易如果能賺錢，必須有很長的連環套連起來：周延儒上臺后馬上把明朝搞倒，讓馬士英趁機崛起;馬士英馬上成為權臣，有能力提拔阮大鋮……時間要是晚了，阮大鋮也等不那一天了，別說升官。

投資入股求官說，假設前提也太多了點。不過，這好像又是真的。因為，周延儒談過的期貨還真出現了，并且頗有收益——馬士英真的在崇禎朝復出了，官也確實越做越大，并且最后幫助阮大鋮圓了官夢。

這事，我認真研究過，發現了正史與野史的兩大元素：一個叫扯謊，一個叫扯淡——

起點，阮大鋮給周送錢;

終點，周延儒給阮謀官;

中間，馬士英兩頭運作。這馬士英，到底是投資人，還是拿干股呢？

大買賣的破綻，正在馬士英這里。事實上，馬士英的復出，并非出自周延儒之力。如果當初周延儒確實承諾過，最后又在玩深沉，這個人那真是職業黑！

向崇禎皇帝推薦馬士英的，是禮部侍郎王錫沄。當時，首都的形勢相當不穩定，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進剿。結果，叛賊沒剿滅，自己兵敗身亡。

京城好像有段順口溜：“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保定是朝廷的狗腿子基地，現在可好，狗腿子它瘋了，不咬賊，咬主人！

緊急關頭，王錫沄想起了消防隊員馬士英。馬士英辦事干練，長于謀略，出山的第一回合，就將劉超給滅了。因為這個緣故，馬士英擔任了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鳳陽等地軍務。

所以，王錫沄還是有點伯樂的天份，馬士英也是憑真功夫吃飯。要是辦桌答謝宴，馬士英第一個要請的是王錫沄。要是請了周延儒，那是請領導作陪，根本就不是主客。

至于馬士英后來還能平步青云，那只能倒敘，從結果來推測原因——

朱由檢在內外交困的關鍵時刻，倘若拉上一大家子果斷南巡，實施戰略大轉移，即使軍隊來不了幾個，干部斷斷少不了一堆。倘若不是他什么動作也沒有，直接就到樹上去上吊，那么，留都南京周邊的無論是論官職和還是軍事實力，馬士英都難入選“前10強”。

馬士英的意外成功，是因為成功意外。當事各方，都不愿穿幫——周延儒不會，阮大鋮不會，要抹黑馬士英、阮大鋮的人也不會——沒有好處，誰愿說真話？！

《明史》中的馬士英與阮大鋮，被批處理在同一子目錄下，與他們的老領導周延儒，同在“奸臣傳”根目錄下。

這種處理方式，具有相當的喜感：馬士英在京城失陷后的一個多月里，迅速組建起抗戰大本營。在弘光朝不投降不足以平民忿的背景中，抗戰到底，被俘不屈，為明朝獻上自己的項上人頭，成為史冊中的奸臣唯一！要知道，那正是滿清人人力資源緊張的時候，憑自己厚重的身份，改換門庭，馬士英也是滿清夢寐以求的“二臣”。

南明史乘頗多門戶之見，著名史學家朱希祖說：“余于南明史事，凡東林、復社中人所撰著，必當推察至隱，不敢輕于置信。讀史者當以至公至大之見，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鴻儒碩學而有所蔽焉。”近人姚大榮曾為馬士英專門寫過一部《馬閣老洗冤錄》，精彩地論述過《明史.奸臣傳》與《桃花扇》的關系。最后的結論，《明史》的藍本，竟是《桃花扇》。《桃花扇》，十足的文學經典！

回過頭來看看周延儒，這個收錢不辦事的家伙，確實沒給馬士英、阮大鋮升官幫忙——收錢不辦事，才稱得上大干部。

無意中給馬士英、阮大鋮幫了大忙的，是史可法。史可法歷史地位的快速飚升，與馬士英還真如出一轍。朱由檢上吊時，他同樣占有地利天時——南京兵部尚書。但與馬士英趨勢不同，史可法在弘光朝的份量逐漸淡去，因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的失寵，后面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