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年號正德)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1491)九月，弘治五年(1492)三月被立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繼皇帝位，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崩，葬康陵。他是明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位的皇帝，也是明代歷史上最放蕩不羈的皇帝。在位期間曾多次離京，北巡宣、大，南游直隸，途中既親自帶兵打擊來犯敵軍，亦劫奪民人妻女淫樂，其事跡留給后人無數的想象和創作空間，京劇經典曲目《游龍戲鳳》(《梅龍鎮》)即取材于武宗巡幸大同之事跡，即便現在，亦有諸多影視作品演繹著武宗的傳奇人生。

史學界對明武宗的評價頗存爭議，有人言其出巡實為考察軍事，有人說他出巡只為獵艷尋歡;有人猜測他可能絕頂聰明，有人質疑他或許智商低下。但不管怎么說，武宗在明代乃至整個古代史上都顯得與眾不同，為自己定制了各式各樣的頭銜名號，就是他區別于其余君王的重要表現之一。武宗生性好動，自幼就喜好騎射。即位伊始，便不安于宮廷的刻板生活套路，加之內監劉瑾、谷大用等人的推波助瀾，遂搜集珍奇，興作豹房，幾乎整日沉溺其中，不時還出宮尋尋樂子。起初的巡幸并沒有離開京師的地界，但對武宗來說，這種短途游玩顯然不夠刺激，他需要更大的活動空間，自正德十二年八月始，武宗開啟了他的長途巡幸模式，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威武大將軍 派自己征戰沙場

武宗長途巡幸的首站選在了宣府、大同等地。當時蒙古部屢屢騷擾邊關，宣、大作為交戰的前沿地帶，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來此巡幸，應該不是純粹地游玩，對于愛好騎射的武宗而言，像他的先輩那樣征戰沙場，或許是他人生的一個夢想。九月，武宗到達陽和后，給自己加封了首個官銜，叫做“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并以此號令軍隊，調撥糧餉。朝臣雖屢次進諫，但面對充耳不聞的武宗，慨嘆哀切之余，亦是無可奈何。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再次以蒙古屢次犯邊為由，發布諭旨，“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隨布人馬，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掃腥膻，靖安民物。”這里的“朱壽”是武宗的自稱，所以這道旨意，其實是武宗在命令自己去打仗呢。

不久，明軍于應州頗有斬獲，武宗作為參戰人員，萬分高興，遂傳諭兵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汛掃腥膻，安民保眾，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圣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朝臣聞此消息，哭笑不得。作為君主，居然發布命令要求朝廷獎賞自己立下的軍功，想來雖顯荒唐，亦屬可愛。

九月，武宗再發手敕一道，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仍舊是要求加封自己的軍功。非但如此，武宗還令人打造鎮國公牙牌，并且頒給自己誥券。從此，武宗又多了一個“鎮國公”的頭銜。

是皇帝也是太師 更是鎮國公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再次降諭吏部，要求加封自己為太師。同時發布上諭，說自己要南下進香，為國、民祈福。如此說辭并不能打動廷臣，他們一早認定武宗南下的目的是為了游玩，自然就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于是紛紛上疏勸說武宗，可是武宗并不打算退讓，于是引發了君臣之間的激烈沖突，武宗又是枷人，又是廷杖，卻未能讓朝臣屈服。迫于壓力，慢慢也就放棄了南巡的念頭。

到了七月，事情急轉直下，一個絕佳的巡幸機會出現了。當月寧王朱宸濠叛亂，武宗即刻頒旨親征，“寧王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殺巡撫等官，燒毀府縣，荼毒生靈，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剿。”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武宗給自己加封的職銜全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武宗作為君主，尊貴已無以復加，偏偏以此高貴的身份，屢次邀求臣下的職銜。在士大夫們看來，這是有悖禮法之舉，失了君王的體統，所以反對聲音此起彼伏，從未間斷，但是武宗卻不以為然，長時間沉浸于扮演武臣，建功立業乃至封爵的樂趣之中。雖說這種加官爵的做法不至于對國家治理產生實質性損傷，卻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擾，比如武宗曾因獨占“總督”一職，要求將所有的總督官都改為總制。

通曉梵語 親自為宮女剃發受戒

除了愛好巡幸，武宗對于宗教也有著濃厚的興趣。近年來，學術界利用國內外文獻對武宗的信仰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指出武宗是伊斯蘭教的堅定信仰者，盡管這種提法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武宗熱衷于藏傳佛教卻是毋庸置疑的。明初，朝廷曾在京師供養了大量的番僧。成祖時曾于京師設立番經廠，令其刊印藏傳佛經，并常常邀請番僧舉行法事。此后的宣宗亦是藏傳佛教的愛好者。雖然孝宗時曾對番僧予以遣散，但并未根絕。所以對于自幼生長宮中的武宗而言，接觸并愛上藏傳佛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兒。

武宗對于藏傳佛教的熱愛可謂癡迷，據實錄記載，他不僅通曉佛經、梵語，而且經常穿著番僧的衣服誦讀番經、演習法事。另外，還撥款建造了大量的藏傳佛教寺廟(比較有名的有護國禪寺)，并加封了多位番僧。甚至有宮女自愿出家，他還親自為她們剃發受戒。正德十年十一月，武宗聽說藏傳活佛能夠知道人的前世今生命運，遂派太監劉允持厚禮前往迎接，“以珠琲為譒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

封自己為“大慶法王” 頒發度牒

武宗喜愛藏傳佛教，有多種復雜的原因，其一可能在于藏傳佛教的秘術誘惑，武宗沉溺女色，于是諸番僧“以秘戲進”，這些方式能夠助力武宗縱情尋歡。跟熱衷于幫自己加官進爵一樣，武宗也為自己加封了佛法封號，正德五年六月，“命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給誥命。大慶法王，蓋上所自命也。及鑄印成，定為天字一號云。”不僅如此，他還發布上諭，要求朝廷賜予“大慶法王”(武宗自己)建寺土地、錢糧，發給度牒(出家憑證)。

除了“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后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大慶法王”的名號外，據《萬歷野獲編》載，武宗還自稱自己為“錦堂老人”。

就目前而言，人們顯然無法給出武宗怪異舉措背后的動機與意圖，只能根據部分史實予以推理想象。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史料發現，筆者傾向于將他認定為一個間歇性精神病患者。時而荒誕不羈，舉止異常;時而又能回歸正常，果斷決策。作為一名精神異常者，他給自己取名號的行為，或許只是出于愛好，是一種純然的娛樂行為，用以填補自己的精神需求與心理欲望罷了。而這樣多面的人生，亦真亦幻，也不知他自己能否分得清哪個才是真正的朱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