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時期更是備受稱頌，司馬遷曾描繪這一時期的人民生活：“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社會安寧，政治清簡，人民安樂，生活幸福，儼然一幅桃源盛世圖。它的產生，司馬遷認為源于漢文帝本人“德至盛也”、“豈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實到具體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記載，歷史上的仁君漢文帝有諸多嗜好。他好游獵，有一段時期“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賈山曾為此切諫;他也好馳騁尋求刺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并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關系到國家社稷安定的話，讓文帝放棄了個人嗜好，虛心改正。后來有人獻千里馬 ，文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并命令“省廄馬以賦縣傳”，減省御馬以供給普通郵遞。由此可見，賈山、袁盎的進諫不僅當時為漢文帝采納，而且此后為他自覺運用，在國家利益與個人嗜好之間，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不但能克己以從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能抑己惡——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負性情感——以從善。如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斷為“一人犯蹕，當罰金”，而因受驚嚇而惱怒不已的漢文帝認為處罰過輕，為之大怒，但當張釋之以法為準繩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良久”二字凸顯出文帝內心“私我”與“公法”斗爭的程度，最終他卻能去掉帝王的尊嚴而遵從國法，承認張釋之裁斷正確。文帝可謂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踐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處事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為社會日臻于和諧打下堅實的基礎。

舊兼新以盡臣才

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并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領南北軍直接保證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并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隨文帝從代地來的大臣外，不可忽視的勢力是高祖劉邦的一批老臣。就當時的情勢而論，陳平、周勃等高祖舊臣閱歷多、資歷長，身居要位，德高望重，為國家的穩定與前途計，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先后被文帝任用為相。后來，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和薦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軍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記》載：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時以勇健材力見長的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為河東守，欒布為將軍，陸賈出使南越再建功勛，召田叔咨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云中守，可見文帝對高祖劉邦舊臣都能量才任用，人盡其才。

但漢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賈誼為博士，第二年初，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由此開始，漢文帝或通過舉賢良征辟，或直接咨詢，或間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賈誼由博士一年中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由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遷為博士，后拜為太子家令，后又因對策高第遷為中大夫;張釋之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由于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馮唐因論將有味，文帝令他持節云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文帝起用的這些人，其言行或職任對文帝朝政治、經濟、邊防、軍事可謂有巨大的影響。

班固《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是對漢文帝朝刑法罕用的總結，同時于其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帝根據時代社會的特點，用人以舊兼新的特質。老臣“少文多質”以持重，穩定社會，致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人銳意革新，明鏡高懸，文帝兼兩者而參之，取于時可用者有條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

懷與安以置諸侯

漢文帝常被認為在對待諸侯問題上至少錯誤有二：一是驕縱淮南王長、吳王濞等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納和貫徹賈誼、晁錯等人削藩的建議。其實這些都是不能體察文帝所處具體時代的浮泛之論。

漢文帝在位之時，正值匈奴強盛，假如文帝真對諸侯大動手腳，內憂與外困必然使國家風雨飄搖，所以匈奴問題使文帝必然只能懷柔諸侯。加之，文帝時高帝劉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從文帝的一則詔書便可看出：“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至于如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謀。正是他們的合謀使呂后的陰謀不能得逞，同時也是他們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諸侯成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問題。比如周勃因擁帝登位功高而被封為萬戶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罷趨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極的人難免會行為出軌，漢文帝需要用諸侯來制衡這些勢力強大的高帝舊臣。更有，當年高后死而呂產、呂祿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謀，也是因為內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驟然一味削藩呢？

與此同時，漢文帝也積極著手國內防御和削弱諸侯強國的部署。前元12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愿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議文帝封親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擴大他們的領地，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在吳楚七國反時，這一部署發揮了關鍵作用，梁國成功地遏制了七國軍隊的前進。

“福由德興”，漢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國家社稷之福，同時他本人由此贏得了千古贊頌，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國興旺。同時，從漢文帝的具體實踐，可見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對國家政治的有利影響，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無力，毫無原則，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決問題的“度”，它是事物達到最高和諧的手段和途徑，漢文帝舊兼新以盡臣才，懷與安以置諸侯的成功治國經驗，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