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治亂振興，從來都是最高統治者關心的頭等大事。即使是那些制造動亂，趁亂奪權的亂臣賊子，在坐穩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亂。至于老百姓，更是做夢都巴望著平安無事，安居樂業，誰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

然而，由于皇帝們對亂源的生成認識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治亂觀，從而導致截然不同的歷史后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唐太宗與隋煬帝不同的治亂觀，也許對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都是有好處的。

隋末，兵部尚書楊玄感發動叛亂，不愈月而敗。可見當時天下尚未出現土崩瓦解之勢，百姓之心，猶望樂業。可隋煬帝卻悖逆民心行事，派鄭善果、裴蘊、骨儀與東都留守樊子蓋一起“深挖”楊玄感黨羽，并指示：“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不盡加誅，無以懲后。”隋煬帝不從自己找原因，而是認為，楊玄感振臂一呼，跟隨他造反的就有十萬之眾，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則容易相聚為強盜。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統統殺掉，否則不能懲戒后來者。樊子蓋原本殘酷嗜殺，現在又領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殺三萬余人，流徙六千余，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連曾經接受過楊玄感賑濟糧米的窮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殺后，隋煬帝到了東都，見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對左右說：“猶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殺的人太少了，怎么還有這么多人呢？正是隋煬帝的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范措施就是大開殺戒的治亂觀，導致了這次殺人如麻，血流成澤的大屠殺，大冤獄。從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再加之開運河，征高麗，水旱災，瘟疫起，造成百姓流離失所，痛苦不堪，禍亂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亂矣！其時，隋朝開國方三十余年。

而處處以隋煬帝國滅人亡為鑒的唐太宗，與隋煬帝的治亂觀卻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與群臣討論“止盜”的話題，有人提出應以重法以禁之。太宗不悅，道：“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少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到底不愧一代英主，知道亂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懂得百姓之所以為盜，是由于官吏的貪腐，苛捐雜稅太重，弄得民不聊生，饑寒交迫造成的。根子找準了，從源頭認真治理，收效自然顯著。數年之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商旅野宿，海內升平。貞觀之治始焉。

唐太宗李世民下面的兩段話，更是明白無誤地表明了應從自家身上查找亂因。其一為：“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其意為，君王依靠國家，國家依靠百姓，如果刻薄百姓來侍奉君王，就像割自己的肉來充饑，肚子飽了，身體卻死了，同理，君王富了，國家卻亡了。所以，君王出現問題，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自身造成的。比如，想追求盛大，耗費錢財就多;耗費多了，就會加重百姓的賦稅;而賦稅過重，就會增加黎民的愁苦;到了百姓怨聲載道時，國家就危險了;國家危險，君王就該喪命了。我常常思及此理，所以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其二為：“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誹謗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己，則危亡立至。”其意為：古代大禹鑿山治水，耗費民力，而百姓并無怨言，因為治水是為了造福人民的原故。秦始皇大規模建造宮殿，百姓則怨恨造反，因為這樣做是危害人民，只顧自己享樂原故。奇珍異寶，固然是人人想要的，若是放縱自己，不知克制，國家離敗亡就不遠了。

為何會隋亡而唐興？從唐太宗與隋煬帝的不同治亂觀，不同對待百姓態度這面歷史的鏡子中，就能窺見興替之道了。唐人陳子昂說：“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襖逆乘釁，天下亂矣！”官逼民反，根子在上，是歷代有識之士的共識，歷史也一再昭示了這一不爭的事實。由此可知，心地善良，膽小怕事，甘于逆來受順的中國百姓，不是到了實在活不下去的那一刻，是萬萬不敢犯上作亂的。就連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殺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