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蕭衍是南北朝時期最有名的皇帝。作為南梁政權的開創者，蕭衍一生有很多傳奇之處。他多才多藝，是中國歷史上最博學的開國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時期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歲，是僅次于乾隆的第二高壽皇帝。最值得一提的是，蕭衍在有生之年不僅推崇佛教，廣建寺廟，發展僧徒，而且還頻繁地往寺廟里跑，甚至曾三次撇下皇位舍身為寺奴，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在位時出家的皇帝。

蕭衍(464—549)，其父蕭順是齊高帝的族弟，與南齊皇室關系密切。蕭衍年輕時崇信道教，希望長生不老，羽化成仙。后來，文采出眾的蕭衍加入了由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成立的一個文學沙龍，其中有范云、沈約、謝脁等名士，時稱“竟陵八友”。蕭子良崇尚佛學，時常征集名僧講佛論法，召集朝臣大辦佛事，有時還親自出馬為佛事打雜，使當時佛學大盛。在蕭子良的熏陶和開示下，蕭衍棄道轉佛，漸漸成為一名狂熱的佛教信徒。

南齊中興元年(501)，蕭衍擁戴蕭寶融為帝，因功勛卓著被封為大司馬，掌管中外軍國大事，朝政獨攬。中興二年(502)，蕭衍被迫蕭寶融禪位，并于四月初八稱帝。四月初八，相傳為佛祖釋迦牟尼的生日。西晉以來，社會上開始流行“佛誕日”舉行浴佛、灌佛、行像等儀式，蕭衍選擇四月初八登基，意味著他將像釋迦菩薩一樣在這一天誕生，救度天下眾生;像轉輪圣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覆庇十方人民，這無疑是他崇尚佛教而燒的第一把火。蕭衍稱帝后所使用的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年號，也包含著某種佛教上的意義。

天監三年(504)，蕭衍率領僧俗兩萬人來到重云閣，并親自撰寫了《舍道事佛文》，發誓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此后，蕭衍還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興土木，廣建寺廟。為此，蕭衍不惜動用國庫，甚至以追思雙親、懷念舊居、祭奠高僧等各種名目，窮竭帑藏，建造了一大批宏偉壯麗的佛寺，并于寺內設置金、銀、銅、石等各式佛像。據統計，在蕭衍統治的梁朝半壁江山內，佛寺多達2846座，僧尼有82萬余人。

關于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曾作詩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寺廟之林立，躍然紙上。而實際上，蕭衍在位期間，僅都城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多所了，“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南史·郭祖深傳》)。如果說，自東晉到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和道教的制約下尚不能占據上風的話，那么到南梁蕭衍，佛教則進入了全盛時期。

蕭衍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愛敬寺、大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脫寺、開善寺、同泰寺等。在眾多座寺廟中，蕭衍最青睞的當屬同泰寺(今南京雞鳴寺)。據記載，同泰寺內“寶塔飛天，神龕地涌”，寺中供奉蓮座，寶相巍峨，被譽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為了便于祭拜佛祖，蕭衍又下令于宮城開大通門直對寺門，晨夕幸寺，頻繁入寺，史載“自大通(蕭衍年號)以后無年不幸”(《六朝事跡編類》)。入寺期間，蕭衍身披袈裟，高坐蓮臺，或宣講佛理，或剃度僧人，或主持法會，一派熱鬧景象。

皇帝信佛，無可厚非，但讓人不解的是，作為一代帝王，蕭衍竟然不顧大權旁落，不顧社稷安危，不顧群臣反對，不顧朝野嘩然，放著至尊無上的皇帝不當，撇下瓊樓玉宇的皇宮不住，三次“釋御服，披法衣”(《南史》)，義無反顧地舍身為寺奴，充當僧役。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527)，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529)，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547)，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兩次均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梁書》)。

蕭衍為何老往寺廟里跑？有人說他一心向佛，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有人說他看破紅塵，不再留戀皇帝寶座;還有人說他斂財有方，通過贖身撈取好處。其實，這三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蕭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門，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沒必要來回折騰;如果他真要斂財，堂堂皇帝根本用不著耍這點心眼。筆者認為，蕭衍此舉有著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蕭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尋常的雄才大略，也歸功于僧侶勢力的輿論支持。無論是出于論功行賞，還是出于個人信仰，蕭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擴大佛教聲勢，將佛教地位抬到一個新高度。所以，把君權和佛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實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蕭衍政治的一大顯著特色。蕭衍頻頻往寺廟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經濟，一再像《御講(摩訶般若經)序》所說的“皇帝(蕭衍)舍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甚至利用權力將佛教定為國教，應該是為了爭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種含有政治意義的努力，目的是獲得僧侶勢力的信服與支持，以鞏固南梁統治。

任何宗教，對廣大被壓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騙群眾的精神鴉片。蕭衍對儒、道、佛都有過深入研究，在他看來，儒學教導人們恪守禮法倫常;道學勸說人們不要計較爭奪;佛學講究六色皆空，引導人們向往極樂凈土，三者的共同點是要人們安于現狀，不去反抗斗爭，都可以作為執政者欺騙、麻痹、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三者比較，蕭衍認為佛學理論和佛教修行方法對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騙性。蕭衍一貫擅長心理戰術，在早年領兵打仗時，蕭衍就總結道：“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梁書》)。他帶頭舍身，大興佛教，無疑是為了憑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強思想意識統治，大造自己的聲威。

大凡統治者，都有一個通病，即年齡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覺得別人對自己不夠忠誠，蕭衍也不例外。蕭衍一次次地往寺廟里跑，一次次地舍身為寺奴，一次次地賴在寺廟里不走，絕非單純地為了講經誦佛，也絕非真心實意地位眾僧執役，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玩弄統治權術，借以檢驗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對自己是否忠誠，看看臣屬們是不是有誠意贖回他這位快要過時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讓他回宮執政。蕭衍突出個人，唯我獨尊，制造對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為臣屬制造對自己的個人迷信。通過這種厚臉皮的政治表演，蕭衍意在進一步樹立和加強自己的權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不論是出于何種目的，信仰、提倡佛教已成為蕭衍時代上層社會的傳統習慣，而蕭衍也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皇帝菩薩”，其性格也變得內傾、封閉、保守、剛愎起來。蕭衍晚年喜歡別人阿諛奉承，聽不得半點逆耳之言，《魏書·島夷蕭衍傳》稱“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朝中大臣知道他這一特點后，爭相奉承，莫敢正言，誰也不敢在他面前說一句真話。蕭衍盡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學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沒有保佑他，以致招來“侯景之亂”，他也落得個餓死臺城的悲慘結局。蕭衍被困后，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書》)，似乎流露出了些許悔恨的意思，可惜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