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算得上唐代大詩人中在世時最為顯達、仕途最為順遂者，這一點，連出生于名門望族的王維都不如。他于大歷七年(772)出生時，李白已離世十年，王維辭世十一年，杜甫故去兩年，大唐詩壇領跑的接力棒，歷史性地交到這位神童的手上。以官場成就而言，他年年輕輕就授翰林學士，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是二品大員。從文學成就而言，他生前就文名婦孺皆知，文集流傳天下，這是死后多年文學成就才被承認的杜甫所不能比的。最關鍵的是，他活了七十五歲，在古代士大夫中，是絕對的高壽。退休后他在洛陽的豪宅里詩酒會友，遠比晚年卷入政治風波的李白、王維和死在漂泊途中的杜甫幸運。

撇開這些庸俗的指標，我認為一位文豪的成功標準應該考察其所擔負的責任完成得如何。對讀書出仕的文豪來說，他身上的責任無非是這幾方面：作為詩人所盡到的文化責任;作為官員所盡到的社會責任;作為男人所盡到的家族家庭責任。

文化責任，應該指這個人當時和后世的文化影響如何，對整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就此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座高峰。

社會責任，主要是作為一個士大夫對整個社會的治理做出貢獻。這差別大了，不僅僅要看能力，更要看運氣，因時勢、地位不同而差別甚大。李白、杜甫、白居易可以說年少時都有安世濟民、澄清天下的偉大抱負。但李、杜一生不得志，白居易除在中樞擔任過重要職務外，還做過蘇州、杭州、同州的一把手，自己的政治抱負有不錯的施展舞臺，李、杜若地下有知恐怕會十分羨慕。

家庭責任是一個男人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兄弟的責任盡到了幾分。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亦不能交出較好的成績單——李白一生像個獨行俠一樣，到處游歷，常年把老婆孩子寄居在別處，他的幾位老婆對他都是不滿意的。杜甫一家的生活更是凄慘，妻兒跟著他到處流浪、受苦，有幼子缺糧而餓死。

于家庭責任這一端，白居易的成績單比李、杜更是好得多。自古詩人皆多情，香山居士更是如此，到處留情乃尋常，然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早年在徐州遇到了初戀情人湘靈，因故未能結為夫妻，他一生為之不忘，在詩人中常常思念;他晚年有樊素、小蠻幾位年輕漂亮的侍妾。然而他對妻子楊氏一直很尊重。楊氏是豪門女，幾位哥哥是大官。兩人新婚后，白居易寫了一首《贈內》，詩中云：“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據說婚后白居易有些懼內，丈夫怕老婆的家庭一般說來比較和諧。

除小家庭外，白居易對整個家族也是盡心盡責的。白居易有四兄弟，上面有個哥哥白幼文，四十來歲就死了。下面有兩個弟弟，一個九歲就夭亡了，另一個就是文學成就相當高的白行簡，比白居易小四歲。元和十二年(817)，東川節度使盧坦死了，在其手下當掌書記的白行簡沒了靠山，于是離開巴蜀，順長江東下。第二年春天來到江州與任江州司馬的白居易團聚。兄弟倆會面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白居易詩中所言“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

這一年白居易虛歲四十七，行簡四十三。那么兩位幼妹很可能是白居易父親小妾所生的。古代過了及笄之年(十五歲)就應該出嫁，二十歲便是老姑娘了。白父卒于貞元十年(794)，即使他死前某位幼女剛剛出生，到元和十三年也虛歲二十五了，已是不折不扣的剩女。父親亡故后撫養幼妹成人并擇婿嫁出去的責任落在白居易、白行簡肩上。如果兩位幼妹長期呆在娘家不出家，于死去的父親而言，白氏兄弟是不孝;于社會而言，有損兩位大文豪的聲名。

所以我們能明白為什么白居易將兩位妹妹一次嫁出去，而且所找的丈夫是“良人皆可依”，他是那么高興，要和弟弟喝酒慶賀。正因為對家庭最后的大責任盡到了，一身輕松，才能和弟弟共勉，“不嘆鄉國遠，不嫌官祿微。”

白居易于國，于家，于文化的責任成績單是相當不俗的，無疑他是唐代文豪中少有的幸運者。可在宋代，白居易這樣的幸運者屢見不鮮。“詩人多薄命”在宋代基本是不成立的，原因無他，宋代總體上政治清明、經濟富足、文化繁榮、社會安定，文豪們所受的人生苦難自然比唐代前輩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