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我讀小學，任少先隊大隊干部，在很多個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學校去，和老師們一起聽校長宣讀批判“四人幫”的內部材料。那是些沉悶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聽到“江青向蔣介石獻媚”時，大家的精神才會為之一振。我并不知曉獻媚的具體意思，但憑少年的直覺，知道那應該是發生在男女之間的一種不好的行為。一個女人，居然向反動派的頭子獻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階級仇之外，對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層的動機。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傳記，又一次體會到了這種震驚的感覺。胡蝶，中國第一代電影皇后，堪稱佳人如玉，歲月似夢，她的彎彎笑眼和濕濕眼神有著謎一樣的魅力，浸透著既人間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卻曾委身戴笠，那個在歷史課本中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那個在影視劇里陰險狡詐，整天與辣椒水、老虎凳為伍的人！如果說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表達的畢竟還是一種惋惜，那么胡蝶與戴笠的勾連，簡直會讓我們在不自覺間對她也鄙夷起來。

那么，這種鄙夷是如何發生的呢？為什么鄙夷一旦發生，我們就對一些基本事實也視而不見了呢？今天，越來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樣一個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惡人，況且，退一萬步講，就算真是一個從地獄里偷跑出來的惡魔，也會有一個人該有的正常情感欲求吧，因此他對胡蝶一見鐘情，很真實，很可理解。但我們還是會覺得，一個電影巨星，一個特務頭子，兩個人的生活層面相差太遠了！有史家披露，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務手段，以求速成。最糟糕的是，當時正值抗戰，胡蝶本來藏在香港，想過小戶人家的日子，不想卻被日本人發現了，日本軍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觀光旅游紀錄片《胡蝶游東京》，借中國大明星給大日本皇軍及“中日親善”歌功，胡蝶只好與丈夫潘有聲一起逃往內地。

逃難途中，兵荒馬亂，胡蝶托人運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傳來，胡蝶當場暈倒，那是她半生的積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楊虎知曉，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過望，這真是一只天鵝拴著紅線從天而降。他馬上給他的軍統特務們下了死命令：找不到東西提頭來見！整個機構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運轉起來，黑道白道，多管齊下。可是幾個月后，還是沒有頭緒。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終于想出了一個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轉運人抓到監獄，給了個侵吐他人財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贓俱獲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開列的失物清單，派大小特務們四處購買，到底湊滿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即使胡蝶是個傻子，也該能看出來此箱非彼箱吧，但胡蝶卻領了戴笠的情，照單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沒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著胡蝶時不時地病上一場，他好借機問醫送藥，在病床前噓寒問暖。要知道，抗戰的艱難時期，醫藥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雞納霜就能救人一命。值得說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現得像一個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風情萬種，小心呵護。老牌特務沈醉說過：“戴笠得到胡蝶后，行為稍好一點。”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權力，給賦閑在家的潘有聲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潘有聲一走，戴笠趁虛而入，與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據野史載，胡蝶也是以此為恥的，還曾從戴公館偷跑一次，被戴的副官勸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飛機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獲自由。

當美女遭遇無賴，當場受害的是美女，被旁觀者和后世詬罵的還是美女。這是我們的傳統里代代相因的成例。我們不去清剿罪惡的淵藪，卻對浮在死潭表面的泡沫痛心疾首。而那些被我們稱為無賴的人，恰恰都是有“賴”的。如果真是“無賴”，走私販毒行賄受賄欺男霸女一類的事會少很多，世界也會太平很多。

我并不想天然就把女性看作受害者，無原則地為她們辯護，我只想說，無視罪惡之源，放縱那種病態的打探和偷窺欲，并添油加醋渲染細節，對這種無良行徑，我們自己要有足夠的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