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雖然是近年來見諸報端、電視等媒體的最引人矚目的名詞，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光緒年間，就曾經發生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部制”改革。然而，這卻是一場令人遺憾的有始無終的改革。最近，有關媒體披露了這場“大部制”改革的來龍去脈和半途而廢的慘痛教訓。

1906年，清王朝宣布“預備立憲”，精簡機構，改革中央部門，合并一些職能重疊的部門，組建大部門。其具體做法是，將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并入禮部，將工部并入商部，取名農工商部，將太仆寺并入兵部，并改名為陸軍部，將國子監歸入學部。當然，這些被合并的部門歷史相當悠久。

太常寺是清代管理祭祀事務的機關，自秦漢以來就存在，但到清代，其職責早被禮部所代替，僅僅負責祭祀中的某些儀式性工作。光祿寺是清代管理宴會的機關，職責與禮部嚴重重合，戊戌變法時曾并入禮部，很快又分出來，這次終于歸并禮部。鴻臚寺是清代專管禮儀的機關，職責也與禮部相重，戊戌變法時曾一度并入禮部，這次只不過是再次并歸。

清代工部設于天聰五年，即公元1631年，是管理國家和宮廷工程等方面事務的機關，職掌土木興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寢供億之典。凡全國之土木、水利工程，機器制造工程，礦冶、紡織等官辦工業無不綜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貨幣和統一度量衡。當時，隸屬工部的還有工部負責貨幣發行的錢法堂、負責鑄錢寶源局和火藥局等機構。光緒的這次行政改革，這些機構均被裁撤。

太仆寺是清代管理馬政的機關，下轄的左右兩翼馬廠，但負責軍需國用馬匹的主要是兵部和八旗，太仆寺只是供部分皇室所需，為皇帝出巡準備馬匹，實際上已經成了兵部的分支機構。此外，國子監也被取消，國子監的學堂劃入先前成立的學部。

1861年1月20日，清朝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經進行一次“大部制”的嘗試。在這個總理衙門成立之前，清廷外交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等機構辦理，總理衙門將分散于這些部門的外交辦理權加以集中，清王朝自此有了專門的外交機構。總理衙門一開始只主管外交、通商、關稅等事務，后逐步擴大到鐵路、開礦、制造槍炮軍火等，成為大部門。光緒戊戌年間，刑部郎中沈瑞林在一份奏折中說：“是則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于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矣。”190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稱外務部，依舊“班列六部之前”。

實際上，在宣布“預備立憲”之前，清王朝先后在1898年、1901年、1903年、1905年就曾進行過小幅度的機構改革，但是此時對于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權，零零碎碎的改良已經無濟于事。實際上，將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并入禮部這類的“大部制”舉措，在1898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就已經頒布，但一直到了1906年才得以落實。

1898年8月30日，因“舊制相沿”，造成國家各級機構重復疊加，冗員充塞，光緒皇帝詔令裁撤中央的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多個衙門，同時宣布冗員也要一律“裁撤凈盡”。光緒在這道上諭中嚴正指出，內外諸臣都“不準借口體制攸關，多方阻隔，并不得以無可再裁，敷衍了事。”光緒還下了死命令，無論是在廷諸臣還是封疆大吏，誰要在這項改革中夾帶私情而“推諉因循，空言搪塞，應當予以重懲，絕不寬貸。”

光緒皇帝的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雖然康有為也認為這是“變政勇決”的行為，但是他還是感到有些突然。康有為說：“吾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堅持采取較為緩和的新、舊“共處”方針。就是梁啟超也覺得在當時情況下“裁官為最難之舉”

那么，當時光緒皇帝為何要采取這樣的異常措施呢？原來，光緒于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實行變法，但到了8月，變法已明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遭遇到很大阻力。譬如，光緒要整頓吏治，杜絕“吏胥因緣為奸，舞文弄法”，7月29日下詔命令各衙門刪減繁瑣的治事規則，另立新章。結果，各衙門“藉口無例可援，濫引成案”加以抵制。

因此，光緒皇帝想從裁撤、合并閑散機構與冗員入手，向頑固守舊勢力發起攻勢，同時拔除一些守舊官吏的活動據點。據記載，當光緒8月30日諭旨頒出，就使“舊臣抱向隅之泣”。變法以來從未執行過新政一字的廣東巡撫被免職；緊接著，包括禮部尚書懷塔布在內的禮部六名高級官員被光緒皇帝解職。

“大部制”改革是清朝光緒年間繼戊戌變法之后的一次朝廷政治管理體制的改革。戊戌變法失敗于前，接踵而來的“大部制”改革自然也沒有取得成功，其中有許多值得后人深思的慘痛教訓。綜合起來，主要教訓有三：

第一，光緒“大部制”的改革是過于操之過急

這次改革過于操之過急，僅在“百日維新”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緒皇帝就先后發布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計約一百零八條，平均每天一點七條，最多的9月12日，一天就頒發了十一條維新諭旨。光緒皇帝的這種舉措雖然體現了其“深觀時變，力圖自強”的急迫心情，但也留下了改革過于倉促的后遺癥。

1898年8月30日，裁衙門和汰冗員的上諭下發。目前這道朱改上諭，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清實錄》中錄有全文。從中可以看出，光緒帝對軍機草擬的諭旨并不滿意，除圈去一些文字外，還有用朱筆添寫的文字。在歷來由臣僚草擬的諭旨中，這是改動文字最多的一道諭旨。其中光緒皇帝嚴定了部門合并的完成日期，朱筆添“限一月內辦竣復奏，似此實力剔除，庶幾庫款漸裕，得以宏拓新規”。光緒皇帝朱筆設限，足見其對新政急于求成的焦灼心情。

第二、機構改革缺少事前籌劃和事后補救措施

8月30日光緒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等衙門，但事先并沒有完成相關職能的移交。9月1日他才指令已裁撤的各衙門的一切事宜，均并入內閣六部分辦，歸并的具體事項，由大學士及六部尚書、侍郎于五日內具奏。但很明顯，五日之內，大學士及六部官員沒有拿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于是9月10日，光緒再次諭令大學士和六部尚書、侍郎及各省督撫盡速切實籌議。衙門已經被宣布廢除了10天，具體的合并方案卻還沒有，由此造成的權力真空無疑很容易給守舊勢力提供把柄。

第三，對裁撤下來的官員沒有妥善的安置方案

9月8日，光緒皇帝才下諭旨，指出裁減各員可于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酌設大小官員額缺，將來量才任用。不久，政變發生，光緒皇帝“大部制”的愿望化為泡影。裁汰冗員自然是當務之急，但如果處理不好，也讓那些對變法心存疑慮的人增添更多的反對情緒。這樣一件關系數萬人甚至十幾萬人生計的大事，光緒事先既沒有周密的考慮，事后也沒有及時制訂出可行的補救方案。當時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說：“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九年吃的東西，不顧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個月內填塞給他吃了，這樣他就暫時被扼殺了。”

其實，清朝末年，朝廷腐敗，官場黑暗，民不聊生，弊亂叢生，不管是實行戊戌變法也罷，還是推行“大部制”改革也好，都無力改變清王朝行將滅亡的命運。